《诗经》其书：采诗、献诗与结集

细读

「诗三百」在中国书籍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收诗三百零五篇，篇幅不算大，先秦时只被称作「诗」或「诗三百」，与书、礼、易、乐、春秋并列，是贵族与士人必读之书；到了汉代被尊奉为经，才有了《诗经》之名。一部诗歌总集何以有如此地位？这与它的采录方式、结集经过和传授历史分不开。

诗三百的称谓与先秦地位

先秦典籍引诗极多。《论语》记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诵诗三百」，可见「诗三百」在孔子口中已是成数，是当时通行的定本。孔子又以诗为教：「不学诗，无以言。」春秋时外交场合赋诗言志，断章取义以对答酬酢，是贵族社会的通行技能。诗在当时是配乐的歌辞，是礼制的组成部分，也是修身与辞令的课本，地位远在一般典籍之上。今本《诗经》以《周南·关雎》开卷：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以夫妇人伦之始冠于全书，历代注家多认为这是有意的编次。一首水滨的恋歌被安置在三百篇之首，又与周代礼乐教化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这正是诗三百结集时的基本取向。读诗经宜由此体会：它不是杂凑的歌谣集，而是经过取舍编排的教本。

采诗观风：遒人徇路，孟春之月

诗从哪里来？古书里有一种影响深远的说法：采诗。《左传》记师旷之言，引《夏书》说「遒人以木铎徇于路」，遒人是摇着木铎巡行道路的官吏，一面宣达政令，一面采听民间的歌谣讽议。《礼记·王制》有「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之文，说的也是同一机制。

说得更详备的是《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意思是初春农事稍闲、聚居将散之时，行人官摇着木铎在道路上采诗，献给乐官大师，谱上音律，上闻于天子，天子不出门户而知天下苦乐，这就是「观风」二字的由来。采诗之制是否如汉人所描述的那样定期而普遍，后世追述或有理想化的成分，尚有讨论余地；但周代确有乐官采录歌谣以观民风的制度，古语有征，大体可信。

公卿列士献诗

采诗之外，还有献诗。《国语·周语》记召公谏周厉王：「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臣下作诗进献天子，陈说政事得失，是王朝政治的常规。今本《诗经》多有可印证者：《小雅·节南山》末章自道作诗缘由——「家父作诵，以究王訩」，作者报名姓以讽刺执政，可见献诗讽谏确有其事。一般认为，风诗多采自民间，雅诗多出公卿列士之手，两条渠道汇入王朝乐官，乐官比其音律、类其用途，诗三百的结集正是在乐官手中逐步完成的。

孔子与「删诗说」的辨析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得三百零五篇。这就是著名的「删诗说」，影响很大，疑点也多。最有力的一条反证在《左传》：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他依次演奏周南、召南以下各国之风及雅、颂，所奏次第与今本大体相合，而其时孔子年方八岁。可见三百篇的规模与编次在孔子幼年时已大体定型，不可能是他成年后从三千篇中删定的。一般认为，孔子确实用功于诗，「正乐」使雅颂各得其所，又以诗教授弟子，是诗经重要的整理者与传播者；说他删去十分之九，则于史无征，今天多认为不可信。

秦火之后凭讽诵而传

诗三百传到秦代，遇上焚书之祸。秦禁诗书，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书简可以付之一炬，记诵却烧不掉。《诗经》原是配乐歌唱、讽诵吟咏之书，全凭人口耳相传，一句句背下来，这使它成为秦火之后恢复最快的经典。汉兴，废除挟书律，访求遗书遗老，传诗者应时而起：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各以诗教授，稍后又有毛诗晚出。正因为靠讽诵而传，各家所传在文字篇次上略有出入，这是口传之书必然会留下的痕迹。

三百零五篇与六篇笙诗

今本《诗经》三百零五篇，风、雅、颂俱全。但先秦两汉的记载里，诗的数目有时多出六篇，即《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篇有目无辞，燕礼与乡饮酒礼中由笙演奏，故称笙诗。它们究竟是本来就只有曲名没有歌词，还是原有歌词后来亡佚，历来两说并存：毛序存其义而云辞亡，朱熹则以为本是无词的笙曲。一般认为前者近是，也有学者持异论，难以确断。

诗三百的定型经历了采诗、献诗、乐官编次、孔子整理、秦火、汉人写定等许多环节。汉初四家传诗虽有文字篇次的小异，篇目规模彼此相近，三百零五篇这个基本盘两千多年没有大变。一部书经过如此曲折而传到今天，翻开《诗经》时便多了一层珍重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