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纪年制度

细读

翻开一部二十四史，最常见到的纪年方式，莫过于「贞观三年」「元和十年」「康熙十二年」这样以年号系年的写法。年号是皇帝为纪年而立的名号，它像一枚时代的印记，盖在每一页史册之上。一部编年之史，纲目所在，往往就是一个个年号；要读懂中国古籍里的时间，年号纪年是绕不开的一课；而年号的兴立与更替背后，又牵连着制度、政治与文化的种种曲折。

从王公纪年到年号的诞生

在年号出现之前，通行的纪年办法是王公即位纪年：新君即位之明年称为元年，依次往下数二年、三年，直到这位君主去世。鲁国的史书《春秋》开篇便是「鲁隐公元年」，各诸侯国各自纪年，彼此并不统一。周天子在位多少年，诸侯在位多少年，读史的人若想换算不同诸侯国之间的年份，只能逐年排比推算，颇为不便。这种纪年法依附于君主的在位年数，君主一死，纪年便另起炉灶，时间线索碎散而难于贯通。

一般认为，年号创于汉武帝之时。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先有「建元」，约自公元前一四〇年起用，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此后又有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诸号，接连不断。相传元狩年间获白麟，群臣以为祥瑞，武帝因而改元，并追改以前诸年号，从此确立了以美名纪年的制度。这类说法多见于后人追述，细节或有待考，但汉武帝首创年号，则为学界公认。自彼时起，年号纪年在中国行用了两千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帝制终结，方才退场。

改元的政治

皇帝在位期间更换年号，称为「改元」。汉、唐、宋三代改元频繁，一位皇帝拥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年号，是寻常之事。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前后用了十一个年号；唐高宗在位三十余年，年号多达十四个；女皇武则天称帝期间，年号更换尤多，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通天……几乎年年立新名目，读武周时期的历史，光是把年号排对清楚就要费一番功夫。

改元往往与政治大事相连：祥瑞降临、灾异出现、郊祀告天、平定叛乱、储位更立，都可能成为改元的理由。一个新年号，寄托着君主对天命与时运的理解，也是向天下昭示新气象的手段。正因如此，年号多取吉祥之义，且以两字为主；取名时往往从儒家经典中寻找根据。如唐太宗年号「贞观」，一般认为出自《周易·系辞》「天地之道，贞观者也」一语，意思是天地之道以正示人，气象宏正。又如「开元」，取一元复始、开创新纪之意。读懂年号的出处，往往能读出当时政治的用心。

一帝一元的明清

到了明代，年号制度发生了一大变化：基本上一帝一个年号，终此皇帝之世不再改元。清承明制，也是如此。于是年号与皇帝几乎一一对应，后人习惯以年号称呼明清皇帝，如称明世宗为嘉靖、清圣祖为康熙、清高宗为乾隆，比庙号、谥号更觉亲切上口，直到今天仍耳熟能详。庙号如太宗、高宗，各朝屡见，同一名号之下不知有几人；谥号至后世叠床架屋，长者近二十字，全然不便称引；惟有年号，简短响亮，一望而知其时代。年号由纪年的工具，一变而为皇帝的代称，这是明清才有的现象。

明代最著名的例外是明英宗。他先以正统为年号在位，土木之变后被瓦剌俘去；其弟即位，改元景泰；数年后英宗乘「夺门之变」复辟，重登大位，改元天顺。一人两度御宇，先后拥有正统、天顺两个年号，遂成「一帝一元」制度下罕见的特例，也为读史者提供了一个由年号即可窥见政局剧变的生动例证。

年号与干支并纪

年号纪年通行之后，干支纪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与年号并行不悖，常常在同一处纪年中双双出现，构成所谓双系年。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开篇：「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永和是东晋穆帝的年号，永和九年即公元三五三年；「岁在癸丑」则标出当年的干支。是日天朗气清，名士毕集，一篇序文记下了雅集的时地与人情，也记下了那个时代的纪年方式。一语之内，年号纪年与干支纪年各司其职：前者系于一朝一帝，纵贯而有序；后者周而复始，六十年一轮。干支一转甲子便回到原点，年号则随朝代兴替，一一不同；两者相辅而行，恰如经纬交织，把散落的时间织成一张可查可核的网。

后世文人诗文、碑刻、方志，多仿此例，既书年号又书干支。这样写有一个好处：年号可以精确定年，干支又可以与年号互相校核，一旦传抄有误，两套线索一比对，错处便容易显现。为后世考订年代留下了双重线索，这是年号与干支并行的意外收获。

东亚的年号传统

年号制度并不为中国独有，历史上日本、朝鲜半岛、越南都曾行用年号，构成一个广阔的东亚年号圈。朝鲜、越南的年号随着各自王朝的终结而废止，唯独日本沿用至今。日本年号同样取材于汉文经典：明治出自《周易》「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出自《周易》「大亨以正」，昭和出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当今年号「令和」于二〇一九年启用，据日本官方公布，出自《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序中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一句，是首个直接取自日本本国典籍的年号，一时传为话题。一部年号史，几乎就是汉文化圈共同文脉的一个缩影。

一页文书见时代

对史学研究者而言，年号还是断代定年的利器。一页文书、一方碑刻、一部抄本，只要见到年号，便可大致推知它所处的时代；若年号与干支并见，更能精确到某年。历代年号起讫有表可查，即使遇到一帝多年号、割据政权各自纪年的复杂局面，也能借助年号排比出文书的确切年代。可以说，年号是刻在文献上的时间坐标。从鲁隐公元年到永和九年的岁在癸丑，再到今天仍在使用的东亚年号，纪年制度的每一次演变，都为后人留下了一把开启古籍时间之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