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兴观群怨与温柔敦厚

细读

《诗》在先秦只称《诗》或《诗三百》，是贵族教育、聘问应对所共同的典籍；到汉代立于学官，才被尊为经。所谓诗教，指的就是围绕这三百篇形成的一整套读诗、用诗、教人的传统。《礼记·经解》记孔子的话说，进入一个国家，它的教化如何是可以察觉得到的：如果那里的人温柔敦厚，便是《诗》教之功。这句话把《诗》与人格养成直接连在一起，两千年来被反复引述，几乎成了对诗教二字最权威的界定。

孔子论诗：思无邪与专对之才

孔门论诗，散见于《论语》各篇，归纳起来不出两端：一是读诗可以养德，二是学诗可以致用。最著名的一条在《为政》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字并非孔子自铸，而是从《鲁颂·駉》中断取来的。駉是一首颂马的诗歌，通章以思字领起，末句归于马的健行。

駉駉牡马，在坰之野。

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

思无疆思，马斯臧。

孔子断章取义，抛开咏马的本事，只取其发心诚正之意。这种不问原意、只取己用的读法，正是春秋赋诗的传统：用诗的人本不拘泥于诗人当初写什么，而在此时此地能借它说出什么。明白了这一层，便知道思无邪与其说是对三百篇内容的考语，不如说是孔子为读诗立下的一个方向：读诗者存心要正。

致用一端，孔子说得也很直截。《泰伯》篇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诗放在成学的第一步；《季氏》篇记他教训儿子伯鱼：不学诗，无以言。更要紧的是《子路》篇一条：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春秋时列国会盟，使者赋诗言志，断章答对，诗不熟便开不得口。可见在孔门看来，诗不是吟风弄月的闲业，而是从政、外交的基本功。

兴观群怨：读诗的四种功用

《阳货》篇有一条总纲：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四字，历来被看作对诗歌功用最简练的概括。

• 兴，是感发志意。诗以形象与音节动人，先使人有所感，然后有所悟，故读诗最能提起人的兴致与怀抱。
• 观，是观察风俗盛衰。各国风诗记录政教得失、民情苦乐，读诗等于遍览列邦，故有观风知政之效。
• 群，是和而不流。诗可沟通人我，赠答吟咏之间情意相接，故能群居切磋而不至于乖离。
• 怨，是怨而不怒。遭遇不平，诗提供了一条委婉的宣泄之路，刺上政而托于比兴，怨而不至于溃决。

四义之中，怨一条尤可注意。它承认人有不平，也承认不平应当有正当的出口，这为后世士人以诗讽谏、以诗鸣不平，在经典里立了根据。

温柔敦厚而不愚

《经解》接着那句话往下说：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温柔敦厚是诗教要养成的气象，而不愚三字却最容易被忽略。它提醒读者：受诗教的人倘若一味柔和，无论闻见什么都含糊默认，那就不是深于诗，而是失了诗的本旨。诗里有刺，有怨，有对苛政暴敛的直斥，温柔敦厚从来不等于软弱乡愿。

孔门说怨而不怒，说的是表达方式，不是取消是非。托于比兴、主文而谲谏，是给在上者留转圜的余地，也是给说话者留安全的余地；但怨本身所指向的是非之心，正是诗的灵魂。一般认为，温柔敦厚与兴观群怨两句合看，才见诗教的全貌：一面养其温厚，一面存其风骨，二者缺一便不成其为诗教。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

孟子解诗，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主张。其一是《万章》上篇说的：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诗句有其夸饰与剪裁，拘泥字面便常常读错，须以读者之心去迎取诗人之志。他举《北山》为例：那诗说周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若拘字面便以为诗人抱怨做周王的臣民，其实那只是劳逸不均的牢骚。

其二是《万章》下篇说的知人论世：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读一首诗，须追究作者是什么人、生当什么时代，诗才读得明白。以意逆志偏于文本之内，知人论世偏于文本之外，一内一外，构成中国解诗传统的基本框架。后世年谱、笺注之学发达，路数都从这里出来。

从荀子到毛诗序：诗教的经学化

战国诸子中，荀子论学最重《诗》《书》。他立论有个习惯：一篇议论将毕，总要引一句诗来收束，谓之请布诗。一部《荀子》引诗数十处，多在论证成立之后以诗印证，使己说与经典相接。相传这种引诗立论的风气，开了汉人依经立义的先河；经学时代解经的路数，在荀子那里已见雏形。

汉代传诗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先后立于学官，今俱残佚；毛诗后出，独传于后世。毛诗每篇之前有序，说明该诗的美刺：这一篇是美某人，那一件是刺某事，三百篇几乎都被安上了具体的政治本事。《大序》又总论诗义，谓诗者志之所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教的理想至此被制度化了：诗不再只是个人涵养之资，而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美刺之说自然有其代价。为了把每一首都纳入美或刺的框架，汉儒不惜把男女相悦之词讲成后妃之德，把明显的恋歌讲成刺时之作，牵强之处，后人多有指摘。但另一面，正是这套制度使三百篇在经学框架下千年传习不辍，注疏浩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阐释传统。功过相抵，这是读诗教史的人应当持平看待的。

诗教传统对后世表达的塑造

诗教的传统一旦确立，便渗入了此后两千年士人的表达习惯。不学诗无以言成为教养的共识，读书人自幼诵诗，引诗证事，蔚为风气；文章奏疏引诗为据，几乎是不成文的规矩。凡有讽谏，不敢直斥，便托于比兴香草，表面咏物，意实在政；这条含蓄的路子，源头正在诗经的比兴与汉儒的美刺。

后世诗歌批评的核心范畴，也大半从诗教来。温柔敦厚成了评诗的第一尺度，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成了审美的高境；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讽谕诗，论者必推其得风人之旨。甚至到晚清，黄遵宪等人主张诗界革命，所沿用的名词仍是这个诗字。可以说，中国人对诗的期待——诗应当关乎政教、关乎世道人心——自诗教确立之后，就再没有真正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