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与别称

细读

名与字皆由他人所命，命定之后终身不移；号则不然，多半自取自更，随兴随境，故号最能见一个人的志趣与性情。字辈谱有派语，文人别号有雅意，各有各的经纬。唐宋以降，文人起号成风，一人数号者比比皆是，别号、室名、斋号与帝王的庙号谥号年号，共同织成中国称谓文化的又一层网络。名与字皆有礼制管着，称谓无可游移；号却是称谓中的自由地，古人经营其号之用心，未必亚于经营其名。

自号别号：志趣的签名

自号之风起于何时，一般认为汉魏已见端倪，而大盛于唐宋。唐白居易晚号香山居士；宋苏轼谪居黄州，躬耕东坡，遂号东坡居士；欧阳修晚年更号六一居士，自谓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己一老翁，是为六一；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之意。此外如王维号摩诘居士，以名摩诘而礼佛，名号与法号相合；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放诞之态见于号中；陆游自号放翁，为同僚讥其颓放而反以自署，牢骚化为雅趣。号不必待尊长所赐，可以自拟自改，故最见性情：居处、遭际、癖好、怀抱，皆可凝为一号。世人亦乐以号相称，东坡、香山、易安，遂几为苏、白、李三人之代名，其原名反而渐隐。号的兴起，一般认为与居士佛教盛行、城市文人社会渐成相关：礼制的名与字管不到的地方，恰是自我安顿的所在。

室名斋号：书斋里的天地

文人又多以书室为号，室名斋号自成一套小小文化。一室不盈数武，其名却可远播，斋名之重，重在其人其书。蒲松龄居乡搜奇写异，其书斋曰聊斋，人称聊斋先生；梁启超书斋曰饮冰室，取义于《庄子·人间世》：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受命忧国，内热如焚，以饮冰自号，正是忧时之士的心事。此外如陆游书巢、文徵明停云馆之属，皆以一室之名寄其怀抱。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据说于道旁设茶待客，搜罗异闻，聊斋二字虽只是闲谈书屋之意，却因一部书而名满天下。明清藏书家又以藏书楼名世，天一阁取天一生水之义，以水制火，为藏书之计，楼名之中亦见学问。室名斋号往往刻于藏书、钤于书画，一印之下，递藏源流历历可考，故治版本书画之学者，视斋号为津梁。

庙号谥号年号尊号：帝王称谓的体系

帝王之名讳莫如深，于是另有一套称谓体系。人死而有谥，谥以一字或数字论定平生，如汉之文帝、武帝；唐以前帝王谥号简短，故当时习称谥号。谥又有美恶平三等：文武景明为美谥，怀悯哀为平谥，厉灵炀为恶谥，一条谥字，即是身后一纸定评。庙号则是祔庙时所立之名号，如太祖、太宗，相传其制起于殷商；唐以前非有大功之主未必有庙号，唐以降诸帝人人有庙号，遂改以庙号称帝，如唐太宗、宋太祖。年号为纪年之名，一般认为创于汉武帝，初号建元；明初定制一帝一元，故明清之帝习以年号称，如洪武、康熙。尊号则起于唐代，是臣下为在位之主所上的褒美之称，屡加屡长，末季帝王尊号动辄十余字，溢美之极。四者各司其职：谥论定于身后，庙归位于宗祧，年系于时序，尊号逞于一时，读史者不可混而为一。同一人一身四号之外，尚有陵号、国号诸名目，帝王称谓的繁复，正是名讳制度顶端的景观。

号的雅化功能

号在交际中最见雅意。名与字皆有礼制约束，直呼其名即为不敬；号则取自文心，称人以号，既避直呼之嫌，又添风雅之趣。朋辈以号相称，如东坡、稼轩；后学尊先生之号，如船山、亭林；又有称其官地郡望者，如杜工部、柳河东，称其郡望者如韩昌黎，虽非自号，亦属别称，其功用与号相仿佛。号还可以随境而更，一人数号，各自有义，读其集者由号可窥其年谱心事：谪居之号见其苦闷，归田之号见其闲适，入释入道则见其归宿。逮至近世，笔名代兴，一时文人之署名多取别署，实为号之遗响，不过脱去古雅外衣而已。号既无定法，又见性情，称谓之中，最自由而最有味者，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