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的姓名
民族名前姓后的满蒙维藏诸族姓名结构,历史上的改姓与汉化,满姓汉译与常见复姓的来源。
细读
汉族姓名之外,各民族的命名各有其法:或称名不举姓,或父名连缀,或干脆无姓。诸法并行于同一片土地,恰是中国姓名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写照。看懂这些不同的姓名结构,也就看懂了不同的社会组织与历史道路。
满族:称名不举姓
满人传统礼俗是称名不举姓。满族有氏族组织,爱新觉罗、叶赫那拉、钮祜禄、赫舍里等皆是氏族之名,其结构是姓在前、名在后,但日常称谓只直呼其名,绝不把姓名连起来叫。故钮祜禄氏的和珅,史书笔记只称和珅;赫舍里氏的索额图,天下只知索额图。称名不举姓并非无姓,而是礼俗上不连称,这与汉人姓名连呼的习惯大异其趣。民国以后,满人多取氏族名的首音改用汉姓:爱新觉罗多改姓金,因为满语「爱新」本义就是金;叶赫那拉取「那」字为姓;「罗」姓亦有出自觉罗者。一字之变,氏族旧序让位于新的社会结构,而那、金、罗诸姓至今仍是这一段历史的活化石。
满名本身亦自有风致。早期满名音节悠长,多取自然万物与吉祥意愿之意,山川松石之属皆可为名。入关以后受汉文化浸染渐深,康熙以降皇室已用汉式排行命名,雍正名胤禛,乾隆名弘历,名字格式与汉人无异,而氏族之旧仍存于族谱。从称名不举姓到姓名连称,满族姓名的百年之变,正是满汉交融的一面镜子。
蒙古族:名多天赐意涵
传统上蒙古人名不连姓氏,游牧社会流转四方,姓氏的识别功能相对淡化,人以名行。蒙古人名多取美好意涵与自然意象,寄托长生天下的祝福:巴特尔意为英雄,其其格意为花朵,高娃意为美丽,晨曦、星辰、山河之属皆可入名。名字之外,旧俗另有以父名、氏族名作修饰者,但都不构成汉式世代相承的姓氏。近代以来受汉族影响,亦有取姓者;当代一些蒙古族人士重新采用姓氏或以父名为姓,姓氏意识有所恢复,一般认为与户籍登记和身份认同的现实需要有关。命名之中天赐福泽的意涵,则始终是草原文化最鲜明的底色。
蒙古人的命名亦自有其讲究:旧俗多请喇嘛或家中长辈赐名,以祈福泽;名字之外,或加称号、职务、居地以相区别。草原地广人稀,同名者各居其地,识别无碍,故一名往往相伴终身,不为重名所扰。名字的简洁与直白,与游牧生活的坦荡是相应的。
维吾尔族:父名连缀的结构
维吾尔人名的结构是本名加父名,中间以间隔号连缀,如「阿不都拉·尼亚孜」,尼亚孜是其父之名。这个父名一代一换,子承父名作后缀,孙辈又以子辈之名为后缀,故维吾尔人没有固定世代相承的家族姓氏。正式场合全名连称,日常只称本名。办理现代证件文书时,多以本名为名、父名为姓作变通处理,实际与传统结构并不相同。这种父子连名制在亚洲诸多民族中都有发现,其社会功能正在于标明世系:一听名字,父子两代的链条便清清楚楚,姓氏虽无而谱系自在。
维吾尔人名多承经名传统:男子名如买买提,即穆罕默德的方言转音,艾力源于阿里;女子名如阿依古丽,意为月亮之花,古丽即花,是女子名中的常用字。名字承载信仰与审美,一听即知其文化归属。新生儿的命名是家庭大事,请长者赐名、以圣哲之名相期,皆是常俗。
藏族:无姓传统与房名教名
藏族传统无姓氏,人名多由喇嘛或家中长辈所取,多含宗教吉祥之意:扎西意为吉祥,卓玛意为救度母,次仁意为长寿,达娃意为月亮。名字不标血缘,同名字者极多,故日常常加地名人名以相区别。贵族则另有房名,即世代所居庄园官寨之名,冠于人名之前,如阿沛、霍康之类,功能近似姓氏,但其传承系于庄园而非血缘,与汉式宗法之姓貌合神离。平民多无房名。当代亦有取姓者,教名传统与新风并存。无姓而有房名,名字而含祝祷,藏族的姓名世界自成一格,其背后是政教传统与庄园社会的长期塑形。
名字既不系血缘,区别之法便在名字之外:或冠以地名,如拉萨的次仁;或冠以职务身份,如医生洛桑;或以老幼尊卑的称呼相别。当代证件登记多以本名充名,无姓者每感不便,故近年亦有以父母之名或家族旧称立姓者,传统与制度正在磨合之中。
赐姓改姓与汉化之路
历史上各族交往交融,赐姓改姓是常见的一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厉行汉化,改胡姓为汉姓,拓跋改元,丘穆陵改穆,独孤改刘,一朝而定;唐代以国姓赐功臣,契丹人李光弼、沙陀人李存勖皆赐姓李氏,遂以李姓名垂史册;明代郑和本姓马,因功赐郑姓,七下西洋的伟业遂系于郑字之上。改汉姓、取汉名、依字辈,是千百年来民族交融在姓名层面的轨迹。姓氏如江海,纳百川而成其大:今日中国许多大姓之中,都含着历史上各族改姓而来的支脉。姓名的变迁史,说到底也是一部民族关系史。
回头看,诸族姓名的结构各不相同,其理则一:皆以最小的符号,解决世系、婚姻与认同的识别问题。汉人用姓与字辈,满人用氏族而称名,维吾尔人以父名连缀,藏人以教名行世而房名系贵,各有其社会根基,各有其历史来历。论中国姓名之学,必合诸族而观之,方见其全貌;一姓一氏之间,正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最日常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