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命名风尚

细读

命名的义例定于先秦，具体的风尚却代有变迁。一个时代的人如何取名，用哪些字，避哪些事，往往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世风、信仰与制度。把汉以来的命名风尚依时代看一遍，姓氏文化里便多了一部微缩的社会变迁史。

汉人尚单名：王莽与二名之禁

两汉四百年，人名以单字为主，帝王几乎清一色单名，公卿士庶亦多从之。个中缘由，历来有二说。一说与避讳有关：帝王若取双名，臣民须避两字，单名则只避一字，为政者以省民为便，故帝王率先垂范。另一说牵涉王莽：相传王莽崇奉《春秋》经文「讥二名」之例，经师旧说更有「二名非礼」之解，莽当国后遂下令去二名，一时间公卿以下皆改单名，《汉书·王莽传》记匈奴单于慕从其制，改囊知牙斯为「知」，即其显例。一般认为，王莽的二名之禁不过是汉末单名流行的因素之一，其政虽随败亡而废，单名之风却已成惯性，魏晋以降数百年，双名仍居少数，直到南北朝以后才渐次翻转为双名为主。

魏晋好玄字：「之」字入名

魏晋玄学清谈之风盛行，「玄」「道」「灵」「真」一类字眼入名者众，而最成奇观的是「之」字。王羲之及其子献之、徽之、凝之，孙桢之、静之，父子祖孙累世以「之」字缀名，这在讲避家讳的时代本是犯忌之事，六朝人却毫不在意，成为避讳史上著名的特例。一说「之」字入名与当时流行的天师道信仰有关，其字为信道者所习用，聊备一格。与道教之「之」相映，佛教入华又带来了「僧」「昙」「法」诸字，王僧孺、王僧辩以「僧」入名，法门名僧以「昙」为号，释道两家的字眼同时涌进姓名，正是那个时代精神生活的忠实记录。

唐人行第：数字当称呼

唐人以行第相称，即以同曾祖兄弟的大排行数字作日常称呼，名与字反而少用。白居易排行二十二，人称白二十二；韩愈称韩十八；刘禹锡称刘二十八，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即以此相称，刘禹锡酬答之作便是名篇《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元稹行九，白居易为他编集作序称《与元九书》。行第称呼流行于士大夫之间，见亲昵，亦见辈分，诗文题赠、史传笔记中触目皆是。细究起来，这种以家族大排行取数字的办法，正是宗族聚居背景下辈分秩序的外化：叫一声二十八郎，同族的长幼亲疏便都在里面了。

宋人字辈与老成字

行辈命名滥觞于唐宋而大盛于明清：同族同辈者共用一字，谓之字辈，序列有定，世代相承。宋人命名另有一风，好以「翁」「叟」「老」「卿」一类老成之字入名，取其持重之意，刘温叟、王岩叟皆史有名臣，著《东京梦华录》的孟元老亦以「老」为名，士大夫以老于世事自期，于此可见。字辈的制度化在明代达到顶峰：相传朱元璋为宗室立下规矩，名取双字，首字依预定的字辈诗排定，次字的偏旁按五行相生的次序轮转，木生火、火生土，代代推移，故建文帝名允炆、明仁宗名高炽，皆从火旁，正合木生火之序。孔氏行辈相传为明初朝廷所赐，如「希言公彦承」十字，后世续有增益，遂使天下孔姓见面即知辈分，是字辈文化影响最广的一例。

明清双名普及与谱名制度

明清两代，双名成为绝对主流，与字辈制度互为表里：谱名由族中字辈定其一字，再配一字，按谱而取，按谱而录。一个人名下往往不止一个称呼：族谱有谱名，幼时有乳名，入学有学名，应试有官名，数名并行而各有所用，族谱所录的谱名是其在宗族序列中的坐标。这套制度的效力在于：不看面谈，仅从名上便能断定一个人的世代与房支，宗族之组织力借此渗入每一个成员的符号世界。直至近代以前，双名加字辈是汉人命名的常轨，单名反倒成了异数。

近代化后的取名转型

废科举、兴学堂、编户籍、立选举，近代的社会改造把姓名的功能从族内识别推向了社会登记。取名的权力也随之层层下移：先由族长定名转为父母自主，再进到本人自改自择。新式学堂报名册、报刊署名栏催生了笔名文化，鲁迅本名周樟寿，后改名树人，以笔名行世而名满天下，即其一例。时代风气直接烙进名字：民、权、维、新、觉诸字大行于新知识层，求新求变之意昭然。此后社会的流动性一日千里，字辈渐稀，谱名渐废，取名从宗族事务变为核心家庭乃至个人的事，两千年的命名传统，就在这一个世纪里悄然换了轨道，而其寄意美好与寄托家国的内核，其实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