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三，宫里发了一道诏书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公历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
这一天，光绪帝颁下一道诏书。后来的人给它起了名字，叫「明定国是诏」。
戊戌年的四月
按历法核校，这一天是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公历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干支为戊戌年、乙巳日。
四月底的北京，天已经热起来。前门外的生意、琉璃厂的旧书摊、茶馆里的闲话，都照旧，没人觉得这一年会和往年有什么两样。
戊戌是年，不是日。这一点后来很要紧：一八九八年的事，人们记住的是那一年，而不是哪一天。戊戌变法、戊戌政变、戊戌六君子，都拿年相称。同一场改革的对手也拿年称呼它：己亥建储、庚子拳变。那几年，一年一个说法，像用干支给祸事编号。
诏书写了什么
起草的人是翁同龢。他是帝师，也是光绪身边最亲近的汉臣，这道诏书的措辞带着帝党一贯的主张：先立根本，再谈时务。
其中一句被后人引得最多：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
意思是，读书人的根底还得是经史，但西学里那些用得上的东西，也要学。这话在当时算是折中：既没说旧学无用，也没说西学万能。它想保住的是取士的那套价值，想补上的是船坚炮利之后不得不学的那一部分。
其后接连几道谕令：开办学堂、保荐人才、删改则例。每一条单看都不算出格，凑在一起，就成了要动很多人饭碗的事。
「国是」不是「国事」
诏书的名字里有个容易看错的词。「国是」指国家的大计、根本方向，不是具体的政务「国事」。这两个词在古代常被混用，用意却不同：国事可以一件一件办，国是只能一次定下来。
所以这道诏书的题目本身就是个动作——它不在布置工作，而在宣布方向。
把方向定下来，等于把「要不要变」这个问题关掉，只留下「怎么变」。这是它后来挨骂的原因，也是它一百天就撑不住的原因。
一百天
从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六，一百天上下。这个数字是后来算的，当时没人知道自己正站在一段时间里。
改革的内容大半不新鲜，洋务派已经谈了三十年：办学堂、改科举、修铁路、练新军、开矿、通商。新鲜的是速度。三个多月里发下去的谕令，密得让地方官来不及办。
五月，废八股、改试策论；六月，准许士民上书言事；七月，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事在档案里都各有具体日子，落到各省，就变成了同一句话：等朝廷再有明示。
那些没有跟着走的人
裁撤冗衙这一条，得罪的人最多。六个衙门多是闲职，闲职也是饭碗。一夜之间，几百个京官没了去处。
废八股这一条，动的不是衙门，是读书人一辈子的路径。诏书里那句「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落到考场里，就是把几百年的破题、承题、起讲，换成一段要自己讲道理的议论。会做八股的人，一夜之间要重新学写文章。
地方上真正跟着走的只有几处。湖南最积极，陈宝箴在巡抚任上办时务学堂、设南学会；两广、两江多半拖，拖着拖着就等到了八月。
八月初六，慈禧从颐和园回宫，政变开始。康有为、梁启超出走，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菜市口被杀。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几乎全废。
这一年的很多诏书，没出北京就被压下了。留下的只有纸。
四月二十三日那天，干支是乙巳。乙巳在六十甲子里排第四十二位，前头是甲辰，后头是丙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