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东街的那道门
一八九八年七月三日，北京景山东街，一座旧府邸门口换了牌子。
这一天是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上谕下来，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命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没有典礼，也没有聚众宣读，只是公文从宫里发到衙门，再从衙门发到工地上。
按站内历法核校，这一日是农历五月十五，干支为戊戌年、丁卯日。
五月十五在旧历里是个有月色的日子。可这一年的北京没人看月亮。四月刚颁了「明定国是」诏，变法的折子一天几道往下发，各部衙门都在猜下一道会落到谁头上。
章程是别人替他写好的
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出自梁启超之手。
总理衙门议这件事的时候，把起草的活儿交给了他。他参照日本学制，把课程分作两层：普通学读经史、算学、格致、外语；专门学再分政治、文学、农业、工艺、商务。
这张课表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没有把中学和西学分成两摊。经史被放进普通学，跟算学、格致排在同一栏里。学生上午读《春秋》，下午做算术，中间不换脑子。
孙家鼐接手后改了章程。他在奏折里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把读经的份量加厚，又添了一个仕学院，给已经做官的人留位置。同一所学堂，两个人办出两种脾气。
房子是现成的
学堂没有另起新楼，用的是马神庙的和嘉公主府。
和嘉公主是乾隆的女儿，府邸空了一百多年，院墙还齐整。修缮花了几个月：正殿改成讲堂，厢房隔成斋舍，后院腾出来做教习住的地方。工料钱省了大半，这也是它办得快的一个原因。
教习陆续到齐。西学总教习聘的是丁韪良，他做过同文馆的总教习，在中国待了快三十年；中学一边多是翰林出身的旧学先生。两拨人不在一个院里吃饭，课表上却挨着。
十一月里来的学生
第一批学生是十一月入学的。
人数不多，来路杂：有举人、有贡生，也有递条子的官宦子弟。入学要考，考经义与史论，不考洋文。年纪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都有，坐在同一间讲堂里。
课程排得比预想的满。上午中学，下午西学，晚上自习。有人读得下去，有人坐了半个月就明白自己不是这块料，收拾行李走了。
学堂当时还没有正式的毕业办法。读几年、算不算出身、能不能授官，都没有定。学生心里没底，教习也只能照章程往下教。
学生的开销由学堂管：膏火银按月发，伙食在食堂，住处是斋舍，几个人一间。读书还能拿钱，这比在书院等膏火稳当些。
一九〇二年复办之后，学堂添了师范馆。师范馆的学生毕业去做教习，一出一进，新式学堂的师资才算有了着落。这一支后来独立出去，成了另一所大学。
那一百天散场之后
八月，政变。新政一条一条废下去，学堂留了下来。
理由并不高尚：房子已经改了，学生已经来了，教习已经聘了，停掉比留着麻烦。这是戊戌那一百天里少有的没被推倒的事。
一九〇〇年，联军进京，校舍被占，学堂停办。书散了一地，仪器搬走，学生各自回乡。一九〇二年复办，管学大臣换成张百熙，先设速成科、预备科，房子重新修过一遍。
十年后的那块牌子
五月十五那天定下来的，说到底只是一道谕、一处旧府邸、一份别人代为起草的章程。
那道丁卯日的谕，后来只剩下一处旧府邸和一块牌子。学堂往前办，中间断过两年，没有断干净；十年后它改名叫北京大学，牌子挂到了另一条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