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堵墙后面的黑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甘肃敦煌，莫高窟。
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第十六窟的积沙。他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早年当过兵，后来出家做了道士，云游到敦煌，就在这片荒废的洞窟里住了下来，靠给人做法事、化缘修庙过日子。清理积沙是他自己想做的事——沙从崖上落下来，堆在窟前，一年比一年高。
沙清到甬道的时候，他发现甬道北壁的墙有裂缝。把裂缝扒开，里面是一个小室，大约三米见方，堆满了东西，一直堆到顶。
黑。然后，是纸的味道。
那天是庚子年五月廿六，丙寅日
按站内历法核校，这一天是庚子年五月廿六，干支为丙寅日。
“庚子”这个年干支，在那一年是被反复提起的：北边义和团起来了，六月各国联军在天津登陆，八月打进北京，两宫西狩。整个帝国在那一年都在着火。
而敦煌在甘肃最西边，离这些事有两千多里。王圆箓那天早上大概只想着把沙清完。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句话不是贬义，是实情：他不是学者，不认得那些写本的年代和价值，他只是发现了一间堆满旧纸的屋子。
洞里装的不是金银
藏经洞里出来的东西，大约五万余件。年代从四世纪到十一世纪，跨越七百年。
有汉文写经、绢画、幡幢，有藏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的文书，有户籍、契约、账册、书信、医方、星图、乐谱、蒙书。有一份《归义军衙内破用布纸历》，记的是衙门里哪天用了多少纸；有一份借贷契约，写着一个穷人借了三石麦；有一份离婚书，末尾写着“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这些东西的价值不在“古”，而在“日常”。正史记帝王将相，藏经洞记的是普通人在一个边地小城里怎么过日子、怎么算账、怎么分开。七百年的一层一层，被一封墙封住了，反而完整地留了下来。
后面二十年，东西是怎么走的
发现之后，王圆箓做过一件事：他把几卷写本送到县里，又送到甘肃学台。得到的回话大意是“就地保存”，没有钱，也没有人来看。他后来又往上报过，仍然没有结果。
一九〇七年，英国人斯坦因到了敦煌。一九〇八年，法国人伯希和也到了。两人先后用很低的价格，从王圆箓手里换走了大批写本与绢画。一九〇九年，伯希和带着一批写本到北京，中国的学者才第一次看见这些东西——据记载，当时看的人“惊喜欲狂”。
此后清廷才下令把剩余写本运往北京。运送途中又有散失。今天，敦煌遗书分藏于北京、伦敦、巴黎、圣彼得堡、东京等地。
这段历史有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通常是“王圆箓是不是罪人”。我不打算在这里下判决。有一件事是可以确认的：从发现到外流，中间隔了七年。七年里，这个道士一个人往上报了多次，没有等到一个能保管这些东西的机构、一笔能修窟的钱、一个能读懂它们的人。
关于日期，把话说清楚
藏经洞发现的具体日期，通行的说法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公历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这也是敦煌研究院等机构通常采用的表述。但严格说，这个日期没有当事人当天的直接记录，是后来的考订。
我把它写进来，是因为这个栏目要交代清每一篇的日期是怎么来的。可以核的部分是：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公历六月二十二日、干支丙寅日，三者互相对得上。
没有神迹，也没有报应
一个不识字的道士，一堵裂开的墙，五万件从四世纪走到十一世纪的纸。
这里面没有神迹，也没有报应。只有一件事：文明的东西，有时候是被一个最不该发现它的人发现的，然后靠一群最没准备好的人去保管。它保住了，也丢了很多。
那天是丙寅日。历法上，它和别的日子没有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