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其书：成书、文本与流传

细读

在中国，几乎没有一部书像《论语》这样，篇幅如此之小，影响却又如此之深。全书不过一万五千余字，分作二十篇，既无严密体系，也无华丽文采，只是一些师生问答与零散言行的记录。然而两千多年来，它被反复注释、反复刊印，读书人自幼诵习，朝廷据以取士，它所承载的观念渗入了日常语言与行为准则，成为理解中国文化绕不开的底本。要读《论语》，不妨先弄清一个问题：这样一部书，究竟是怎么来的。

谁写的：一部不由作者写成的书

首先要说明，《论语》不是孔子亲笔写的著作。孔子一生述而不作，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的思想主要通过与弟子问答、日常应对的方式表达出来，并没有留下系统撰述的著作。今天所见《论语》，是孔子去世之后，由弟子以及再传弟子辑录孔子与弟子、时人的言行而成，一般认为结集始于战国前期，此后历经数十年传抄增删，才逐渐定形。

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段著名的说明，大意是：《论语》所收，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以及弟子彼此交谈而辗转听闻于夫子的语录。夫子去世之后，门人相互辑录、共同论纂，所以称为《论语》。这段话交代了材料的来源与编纂的主体：材料是孔子生前的话，动手辑录的是他身后的门人。

既然出自众手，成于异地异时，书中留下了一些可以推寻的痕迹。比如《泰伯》以下若干篇中，曾参的弟子尊称曾子为「子」，《季氏》篇记孔子与伯鱼、子思两代人的对话，故历来学者多认为，最后的编定者当在曾子门人一系，时间已入战国。又比如同一件事在不同篇里重复出现，文字详略互异，个别篇章与孔子生平不合，历来也有疑辩，这些都是集体辑录、长期流传自然会留下的痕迹，不必讳言，也不影响全书所记大体可信的判断。

姓语名论：书名由编集体例而来

「论语」二字怎么讲，历来有几种说法，而以班固所说最为平实：「论」是论纂、编次之义，「语」指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合起来说，所谓《论语》，就是「把语录编纂起来的书」。换言之，这个书名不是概括内容的主题，而是说明编书的体例：它原本就不是一篇有宗旨的文章，而是一部按条辑录的语录集。

也有人从音读上着眼，认为「论」当读如「伦」，取条理、伦次之义，谓编纂时有所去取条贯。两说并不相妨：无论取「论纂」还是「伦次」，落在实处都是编辑行为。书名由编集体例而来，这个特点从题目上就提醒读者：《论语》各章之间本无逻辑次序，读它不必强寻体系，倒不妨把每一章当作一扇小窗，看一个两千五百年前的人如何说话、如何待人。

三个本子：汉代鲁齐古的分与合

秦火之后，口耳相传的《论语》到汉代重新著于竹帛，形成了三个来源不同的本子。鲁地所传称《鲁论》，二十篇；齐地所传称《齐论》，二十二篇，比《鲁论》多出《问王》《知道》两篇，章句也颇有异同，后来这两篇亡佚，其本遂绝。第三个本子出得更为传奇：汉景帝之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到一批以古文字书写的简册，内有《论语》一种，称《古论》，凡二十一篇，篇次与鲁、齐两家又不相同。三个本子篇数、篇次、文字互异，正是秦火之后经典重建过程的真实写照。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底本，参校《齐论》，合而为一，择善而从，成一家之学，时人谓之《张侯论》。张禹其人在史学上评价不高，但他这一合校本流行甚广，东汉以来渐成主流。今本《论语》二十篇的格局，大体即从《张侯论》一脉而来。此后东汉郑玄为之作注，参校鲁、齐、古三家；曹魏何晏汇集诸家之说成《论语集解》，今日通行的二十篇之目，至此基本确定。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考古发现：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了竹简本《论语》，抄写年代在西汉，是现存最早的《论语》抄本之一。定州简本与今本文字颇有出入，篇序亦异，恰为汉代《论语》文本尚未定于一尊的情形提供了实物证据。今天读到的《论语》，其实是经过汉人整理校订之后的本子，这一点读古书的人都应当心中有数。

二十篇的体例：以首章二字名篇

今本二十篇，篇名依次为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取名的方式很简单：取每篇第一章中的两个字或几个字为篇名，如首篇首章「学而时习之」，即名《学而》。这是古书分篇的通例，篇名本身并无概括全篇主旨之意，切不可望文生义，以为《为政》篇通篇谈政治、《颜渊》篇专记颜渊。

各篇既不分主题，全书也就无所谓结构：记言、记行、问答、独白杂然并陈。《乡党》一篇专记孔子容色言动、衣食起居，几乎是一幅起居图；《尧曰》末三章与前文风格有别，历来聚讼。《论语》全书约五百章，长者百余字，短者不过数语，如「子曰：君子不器」，寥寥四字便成一章。这种语录杂纂的体例，有人视为缺点，以为散乱无统；但换个角度看，正因为它不设体系，读者才能面对一句句具体情境中的话，而不必先接受一套预设的框架。

语录体的力量：一部小书如何定于一尊

一部语录体的小书，能够在中国经典序列中居于如此地位，靠的是什么？书本身的品质自然是最根本的：语言简净，人物可感，许多章句历经千年仍能直指人心。但仅此还不够。秦火之后经典赖口传而复存，汉代立学官、置博士，《论语》虽不在五经之数，却是读书人的必修之门径；唐代它入于经部，宋代朱熹集注《论语》，与《孟子》及《礼记》中的两篇合为四书，元明以降科举考试以四书取士，《论语》遂成为每一个读书人开卷必读之书，注本之多，几无他书可比。

这提醒我们一个朴素的事实：经典的地位，一半成于书，一半成于传。若无汉唐注疏的累积，无科举制度的推力，《论语》或许仍是一部重要的儒门语录，却未必有后来的遍及朝野。反过来说，也正因为注家太多、诠释太重，后人读《论语》时常被层层解说包裹。今天重读它，不妨先放下成见，回到白文，读那些最朴素的句子：如何学习，如何交友，如何侍奉父母，如何对待过失。书是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师生问答中长出来的，最好的读法，也许还是把它当作师长的谈话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