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泾浜南的门面
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一家新局子开了门。
这天是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年关将近，街上已经在卖年画、写春联，这家局子门口挂的是「轮船招商局」五个字。
按站内历法核校，这一日是农历十二月十九，干支为壬申年、己巳日。
江面上的船已经不是中国的
长江口跑的都是洋轮。
旗昌、太古、怡和，三家把持着沿海与长江的航线。中国的沙船、福船在近海还能撑，进了长江就被挤到边上。
更麻烦的是漕运。南粮北运，靠运河，运河淤了，改走海路，海路上没有中国自己的轮船。
沙船是江苏、山东沿海的老船型，平底，吃水浅，靠风走。道光年间上海一带还有几千艘，到同治末年剩不到一半。漕运改海之后，这批船接不上活，船户把船拆了当柴卖。
李鸿章的一道折子
一八七二年，李鸿章上折，请试办轮船招商。
办法是官督商办：官面上给政策、给漕运的货、给低息的钱，具体经营由商人做，账目自负盈亏。
这四个字后来被骂了很多年。它的好处是起步快，坏处是官与商扯不清：赚了钱，官要分；亏了本，商要担。
开局招股不顺。商人怕官，钱投进去，话不一定算数。第一期股本凑了很久，实收远少于额定，缺口靠官款先垫。
谁在管这摊事
开局由朱其昂主持。
第二年，唐廷枢进局做总办，徐润做会办。这两个人都是从洋行出来的，懂航运，也懂账。唐廷枢在怡和做过买办，徐润在宝顺做过，都是能跟洋人掰手腕的角色。
局里的第一艘船叫「伊敦」，是买来的。船旧，跑得慢，可它挂的是中国的旗。
太古、怡和见来了对手，把运价压下去。招商局跟着压，压到成本以下，靠漕运的官货撑着。这场仗打了好几年，最后坐下来议价，各走各的线。
码头和栈房是另一笔本钱。船到了要卸，货要存，存了要转。招商局在上海、天津、汉口陆续置了码头，栈房一排一排接起来，这一块比船更值钱。
买下旗昌
一八七七年，招商局做了一件大事：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
旗昌在长江航线上亏得厉害，船旧，价低。招商局凑了银子，把它的船、码头、栈房一并买下来，船队一下扩到二十几艘。
这件事在当时的报纸上吵了很久。有人说值，有人说买贵了。争了几年，船确实多了，航线也确实铺开了。
买船的钱有一部分是借的，利息压在账上，好几年才还清。为了还债，局里把几条旧船卖了拆了。
局里的账分官、商两本。纸面上清楚，做起来麻烦：一票货走了，算官款还是算商款，先要吵一架。吵不完的，报到衙门，衙门也判不清。
漕运的货是招商局的底。每年江浙的粮米北运，尽量交给招商局的船，这一笔官货撑住了运价战里的亏空。官货的价钱由官府定，比市价低，可它稳。
几年下来，船队添到十几艘，跑的是上海到天津、上海到汉口两条主线。船不大，班期准，货主慢慢认了这个招牌。
洋行压价，靠的是规模；招商局撑价，靠的是官货与免税。两边都没把对方挤垮，最后各占一半。
局里的章程十几条，讲股东怎么议事、账目怎么查。纸上写得像模像样，做起来还是督办一句话。
江面上的旗
十二月十九那天开门，账上没多少钱，船只有一艘。
己巳那天开出去的第一班船，回来时舱里装着北方的豆饼。江面上的旗换了颜色，跑船的人还是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