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的一间排字房
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天津法租界。一间排字房里，铅字摆在字架上，工人正在拼版。
这一天是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按站内历法核校，壬寅年、辛未日。
第一张《大公报》印出来了，对开两大张。
一个天主教徒办报
创办人叫英敛之，满族，正红旗人，天主教徒。
他年轻时家境不好，做过杂工，后来信了教，学了法文，在云南、上海、天津都做过事。庚子那年，他在天津，看见拳乱和战事把一座城毁成什么样。
他想办一份报，讲两件事：一是中国要学西学，二是西学不等于不要中国的根本。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在当时不太容易说清楚，他办报就是为了把它说清楚。
钱是借的，也有教友帮。报馆小而穷，头几年一直贴钱。
馆里的人不多：编辑两三个，排字工七八个，加上管账、跑发行、送报的，十几个人。送报的每天清早把报纸送到订户门口，本埠靠人跑，外埠靠火车和邮局。
广告登在头版下半栏。英敛之定过一条：医病的广告要验方，卖药的广告要写明成分，含糊的不登。
忘己之为大
报名六个字，是他自己定的，也是他自己解释的：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
上句说办报的人不能只顾自己，下句说不能只顾一派。这两句话写在创刊号的发刊词里，也印在报头旁边。
发刊词里还有一句大意：开风气，启民智，把人家的学问搬过来，让自己的同胞聪明起来。
早期的《大公报》用文言，不用白话。文章分「论说」「新闻」「附录」，论说摆在头版，新闻按地方分栏：京、津、各省、外国。
纸是对开两张，两面印。字号小，密，读久了眼睛酸。订一份，一年几元。
天津那时还有几家报，有的靠衙门津贴，有的靠洋人撑腰。《大公报》两头都不靠，所以日子最紧。
四不
一九二六年，报馆换了一回主人，来了三个人：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管经营，张季鸾写文章。
九月一日复刊那天，张季鸾写了一篇《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四个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不党，是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不卖，是不拿钱替人说话；不私，是不把报纸当私产；不盲，是不跟着别人喊。
这四句话后来被引用了无数遍。它写在纸上不难，做起来难。可在那个年头，一份报纸肯把这四句印在报头边上，本身就少见。
换了三回主人
《大公报》换过几回主人。
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一六年，是英敛之的时代。一九一六年，他把报馆售与王郅隆，自己退到北京，后来办辅仁社，办香山慈幼院。
王郅隆时代，报纸的立场跟着皖系走，销数掉下来。一九二五年停刊。
一九二六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报纸重新起来，天津版之外又开了上海版、汉口版、重庆版、桂林版。抗战期间，几处版本各自出，各说各的话。
一九四九年以后，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香港版一直出到今天。
辛未
那天是壬寅年辛未。报头上不印干支，印的是「大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和「西历一千九百二年六月十七号」——两个历法并排，一行中文，一行西文。
这个并排本身说明了一件事：那时的中国，日子要按两套算法过。官府用年号，洋行用西历，老百姓用旧历，报纸三样都登。
辛未那天，排字房的铅字是新的，边角扎手。第一张报纸从机器上下来，油墨还没干，工人拿着竹片把它挑起来，挂在绳上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