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下午，兵马司胡同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北平，兵马司胡同九号，地质调查所的一间屋子。
这一天是农历辛酉年的最后一天。按站内历法核校，辛酉年、乙未日。第二天才是壬戌年正月初一。
一年里只有这几天人齐
会开在除夕，不是不讲究，是没办法。
地质调查所的人一年里大半时间在野外。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一处一处地跑，测图、敲石头、记层位。野外干活靠天，冬天土地冻了，凿子下去只崩一个白点，人才回北平。
春节前这几天，是全年唯一一次人都在的时候。再往后，开春了，队又散了。
所以挑这一天。屋里摆得下二十来把椅子，来的人多穿长衫，有几个穿西装。桌上有茶，没有别的。会开得不长：通过章程，推举职员，散会。
十年，先是一个所
中国的地质调查，从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设实业部矿务司算起，到这时候刚十年。
一九一三年，章鸿钊在工商部底下办了一个地质研究所，招学生，教三年。头一批招了三十来人，毕业的只有二十来个。这批人后来散在各处，成了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技师。
一九一六年，地质调查所成立。先借农商部的房子，后来搬到兵马司胡同。所长丁文江主张一件事：先把区域地质图一张一张测出来，再谈矿在哪里。这话听着笨，做起来更笨——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质图，一条路线一条路线地走，一天走十几里，走完一个县要几个月。
十年下来，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的地质图陆续出来。煤、铁、铜、锡的矿点，一个一个地看，看完写报告。报告印出来，一本一本，堆在书架上。
可这些都是一个所的事，不是一门学问的事。
一个所撑不起一门学问
一门学问要立住，得有几样东西：一本自己的刊物，一个能开会的地方，一批能互相看稿子的人。
调查所是衙门。衙门的报告是给上级看的，写完归档，同行看不到。所里的人写论文，投到外国的刊物上去，一来一回半年，还不一定登。
学会不一样。学会是同行之间的，谁都能入，入了能读会志，能在年会上念论文，能被人当面驳。
那天到会的人推章鸿钊做会长。章鸿钊是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学地质，回国后一直在办地质教育。他不常出野外，手里的活儿是编书、定名词、教学生。中国早期的地质学中文名词，有不少是他和同事一起定下来的。
翁文灏管甘肃的地震。一九二〇年海原大地震，他带人去调查，回来写报告，把断裂带的位置一条一条标在地图上。李四光那时候在北京大学教书，讲岩石学。丁文江跑野外最多，一个铁锤、一个罗盘、一本笔记，走到哪里敲到哪里。
会志为什么用英文
学会成立后办的第一件事，是出刊物。
《中国地质学会志》，一年四期，论文用英文写，附中文摘要。
为什么用英文？因为要跟外国的同行对上话。那时候世界上研究地质的人，看的是英、德、法的刊物，中文的论文他们看不懂。用英文写，是把中国的石头摆到人家的桌子上。
这件事在当时有争议。有人说，中国人办的学会，为什么要用外国字。也有人说，等中文的刊物有人看了再改。后来会志一直用英文，中文的《地质论评》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另办一份。
会志第一期印数不多，几百本。纸张从上海买，印厂在北平。
学会还定了一条：每年开一次年会，会上宣读论文，会后出野外。这条规矩一直留着。
周口店的骨头还在土里
学会成立的时候，周口店的发掘还没开始。
一九二一年，安特生和师丹斯基在周口店龙骨山找到几颗牙齿。一九二七年开始正式发掘，挖了两年，出土的东西不多。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裴文中在洞里挖出一个完整的头盖骨。
那一年，会志上登了消息。中国的土地里埋着什么，得中国人自己挖——这句话后来被人反复引用，说的是那个意思。
标签上的年份
调查所的标本柜一格一格，抽屉拉开是一层薄木托盘，托盘里放着石头。
每块石头上贴一张标签，印好的，写着编号、产地、层位、采集人，右下角一栏「采集日期」。早期那批标签，年份栏里写的还是民国纪年，月份栏按公历填。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北平的日头落得早。除夕的鞭炮要到半夜才响，下午胡同里还安静。地质调查所的门开着，进进出出的人手里拿着章程的抄本。
这一天在历书上是辛酉年腊月三十，乙未。第二天太阳出来，历书翻过一页，年号换成壬戌——旧的一年，就在他们开会的那个下午过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