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孔子的政治思想

细读

一、为政以德的星空之喻

《论语》二十篇，第二篇便是《为政》。这一篇的开头，孔子说出了一句流传两千多年的名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治理国家，如同仰望星空：北极星安然不动，群星自然环绕于四周。孔子的意思是，政治的根本力量不在刑罚的威慑，也不在政令的繁密，而在执政者自身的德性。德性立起来了，秩序便像众星拱卫北辰一样，自然而然地形成。

这不是一句孤立的格言。翻开《论语》，可以看到同样的思想反复出现。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自己端正，不下命令事情也办得通；自己不端正，三令五申也没有人听。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自身尚且端正不了，凭什么去端正别人？在孔子的政治哲学里，为政的第一件事不是改造别人，而是修养自己。政治的成败，先要在执政者身上找原因。

二、德礼与政刑

德治是否意味着不要法度？孔子对德与政、礼与刑的分际，有一段著名的比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百姓可以做到不触犯禁令，内心却没有羞耻之感；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规范百姓，百姓不但知道羞耻，而且会真心归于正道。免于罪罚只是外在的服从，知耻向善才是内在的认同，两种治理的效果，高下判然。

需要说明的是，孔子并不因此否定刑罚。他论为政的次第，也说过「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刑罚公正本是善政的应有之义。他真正反对的，是把政令与刑罚当作政治的全部，把百姓当作只会趋利避害的对象。在孔子看来，人有向善之心，政治应当唤醒这颗心，而不是只用禁令与牢狱去震慑它。德与礼，正是唤醒人心、涵养风俗的长久之计。

三、正名

子路有一次问孔子：卫君如果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准备先做什么？孔子答：「必也正名乎！」子路觉得老师迂阔，忍不住说：「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正色道：「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接着讲出那段层层递进的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名分不正，说话就不顺理；说话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兴不起来；礼乐兴不起来，刑罚就失了准绳；刑罚失了准绳，百姓就惶惶然连手脚都不知往哪里放。

这段对话的背景，据载与卫国的君位之争有关。卫灵公去世后，其孙辄即位为君，流亡在外的世子蒯聩欲回国争位，父子相持，名分大乱。孔子认为，君臣父子的名分一旦紊乱，赏罚便失去依据，政令便无从推行。所以正名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政治秩序的逻辑起点：名实相副，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一个政权说话的资格，先要从名分的正当性里来。

四、富之教之

孔子并非只谈道德而不问民生。有一次他到卫国去，弟子冉有为他驾车。孔子望着人口稠密的都邑，感叹说：「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人口众多，第一步让百姓富起来；富起来之后，第二步施以教化。

这个先后次序极为紧要。孔子从不要求饿着肚子的百姓去讲道德，也从不把富民看作小道。他说为政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节省用度，爱惜民力，不夺农时，让百姓有安居乐业的条件，然后才谈得上礼义教化。管子有仓廪实而知礼节之说，孔子先富后教的主张与之相通，都是把民生当作教化的地基。后世儒家政论中的养民、富民思想，正源于此。

民富之外，还有用人之公。鲁哀公问怎样做百姓才会服从，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把正直的人举拔到邪曲的人之上，百姓自然心悦诚服；反过来，百姓便口服心不服。富民是养民之基，举贤是立政之本，二者都是看得见、做得到的为政实务。可见孔子的德治并不玄虚，桩桩件件都落在实处。

五、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对政府有信心。子贡追问：如果不得已而必须去掉一项，先去哪一项？孔子说，去兵。再问：不得已再去一项呢？孔子说，去食。接着留下那句千古名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人终有一死，而国家若无公信，便立不住脚。有人据此责孔子轻民命，其实不然。一般认为，这里说的是治国的最后底线：政权靠什么立起来？归根到底不靠仓廪，也不靠刀兵，而靠上下之间的信任。政府若失信于民，纵然库府充实、武备森严，人心一散，倾覆只在早晚。信，是政令得以推行的第一块基石，也是德治在民身上结出的果。

六、政者正也

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个字义训诂，道尽了孔子政治思想的全部：政治的首要事务，是执政者先端正自己。领导者带头走正道，下面谁还敢不走正道？

强调德治，并不意味着孔子不事功。他周游列国十四年，栖遑求用，谋求以道济天下，只是不肯以道殉人。弟子问事君之道，他说：「勿欺也，而犯之。」不可欺瞒君主，却可以犯颜直谏。在他看来，所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以正道事奉君主，行不通便宁可辞去，绝不曲学阿世。忠于君主的最高形式，恰恰是坚持正道，而不是一味顺从。

晚年，季氏将伐附庸颛臾，冉有、季路把此事告知孔子。孔子力阻不成，正色责之：「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封国的诸侯、采邑的卿大夫，不怕人口少而怕分配不均，不怕贫困而怕社会不安；分配均平便无所谓贫，上下和睦便不怕人少，境内安定便没有倾覆之祸。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不以武力谋私利，而以文德致太平——这是孔子政治理想最完整的一次表达。

两千多年过去，北辰依旧高悬。孔子留给后世为政者的，与其说是一套制度设计，不如说是一把丈量自身的尺子：先问己身正不正，再问号令行不行；先问民富不富，再问民心服不服。德礼之教与政刑之用相辅而行，而人心向背，始终是那个不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