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注疏史：从汉学到宋学

细读

一、汉代师法

《论语》成书于战国之际，由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孔子言行而成。而对这部书的系统注释，一般认为始于西汉。汉初，《论语》有三大传本系统：鲁人所传称《鲁论》，齐人所传称《齐论》，相传出自孔壁、以先秦古文字写就的称《古论》。三本篇数与章句略有出入，据载《齐论》比《鲁论》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论》则把《尧曰》篇末的章句分出，别为一篇。各家各有师承，章句训诂，谨守家法，这是汉代经学的典型风貌。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本，兼采《齐论》之说，合校成一个新本子，世称《张侯论》。据载此本一经问世便风行一时，汉成帝为太子时即用以受学。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遍注群经，也为《论语》作注。他合《鲁论》《齐论》《古论》三家为之注，参考异同，择善而从。郑注一出，诸家师法渐趋衰微，此后数百年间，郑玄《论语注》成为通行的定本，影响深远。

二、何晏集解与皇侃义疏

汉学注《论语》的成绩，到曹魏正始年间得到一次总结。何晏等人向朝廷上表，进呈《论语集解》。此书汇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八家之说（一般认为八家，据《集解序》意述），是汉代以来《论语》注释成果的一次总汇。尤为可贵的是，孔安国、马融等人的注解，单行之本久已亡佚，全赖《集解》征引得以传世。就保存汉人旧注而言，此书功莫大焉，可谓集汉学之大成。

南朝梁代，皇侃为《集解》作疏，撰成《论语义疏》。义疏是逐条解释经文的体裁，皇侃的疏兼采众说，以玄学的趣味解经，谈名理而重会通，文辞生动活泼。它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论语》义疏之作（据载），使汉魏旧注连同六朝新义一并流传下来。此书唐代传入日本，在中土一度失传，清代又从海外传回，刊刻流布，其书缘之奇，堪称学术史上一段佳话。

三、从邢疏到朱注

北宋真宗年间，邢昺奉敕为《论语》作疏，撰成《论语注疏》。此书大体依据何晏《集解》而敷衍注义，辨析名物，考订旧说，疏通证明，后来被收入十三经注疏，成为科举时代士人诵习的标准读本。邢疏盛行之后，皇疏渐隐于世。邢昺的工作，可以看作汉唐旧学关于《论语》的最后一次系统整理。

真正的大转折来自宋儒。北宋二程以理学说《论语》，读出的是天理、人性与修养功夫。程门读《论语》，讲究句句切己体察，读一句便要行一句，把一部注解之书变成了修身手册。南宋朱熹承其学风，积数十年之功作《论语集注》。朱注以二程之学为骨干，兼采汉唐旧注与北宋诸家之说，训诂简明而义理精详，注文之外又有问答发明，成为宋代《论语》学的最高成就。

朱熹又把《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编为《四书》，为之作《四书章句集注》。元代恢复科举之后，四书成为取士定本，朱注随之成为标准答案。此后六百年间，朱注取代汉魏旧注，成为《论语》解释的最高权威，士人自幼诵读，家传户习，其影响远出经学范围，塑造了此后数代人的思想世界。

四、清儒考据

清代考据学兴起，学者对宋明注解由尊信而怀疑，转而回归汉唐旧注，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重新研读《论语》的文本。清代治《论语》者众，而集大成之作，当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刘宝楠积数十年之功，书未成而卒，由其子刘恭冕续成之。此书以何晏《集解》、邢昺《注疏》为底本，广收清儒考据训诂的成果，重考何晏、邢昺旧义而驳正朱注的若干失误，是清人《论语》学的巅峰之作。

自此之后，朱注与清人新疏两大学统并立于世：一重义理发明，一重文献考据。读《论语》的人，或循朱子上溯义理，或依刘氏下稽名物，各有门径，各有会心。义理与考据两条路数，也构成了清代以来《论语》研究的基本格局。

五、出土文献与现代译注

近现代以来，《论语》的流传与研究又开新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问世，此后通行不衰。杨伯峻承其叔父杨树达之学，训诂谨严而笔调通俗，注释简明，白话译文晓畅，是公认最适合初学者的入门读本之一。一部两千多年前的经典，借这样的译注真正走进了寻常读者之中。

考古发现则为文本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据公开报道，河北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了竹简本《论语》，残存篇目与今本大体相合，一般认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论语》抄本之一；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屏风上，据报道亦写有《论语》文字，其中或与失传已久的《齐论》佚篇有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出土文献与传世注疏互相印证，《论语》的文本史，至今仍在续写。

六、注释史即思想史

两千年的注疏传承，可以简明地排成一条线索：

• 汉代：师法章句，《鲁论》《齐论》《古论》并立，张禹合校，郑玄合三论作注
• 魏晋南北朝：何晏《论语集解》集汉学之大成，皇侃《论语义疏》以玄味作疏
• 宋代：邢昺《论语注疏》承唐旧学，二程以理学说经，朱熹《论语集注》与《四书》定于一尊
• 清代：考据学兴起，刘宝楠《论语正义》驳正朱注，与朱注并为两大学统
• 近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通行于世，定州简本、海昏侯屏风等出土文献续写文本史

回望这条线索，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浮现出来：每个时代的学者，都在《论语》里读出了自己时代的问题。汉人读《论语》，读到的是章句师法与名物制度；魏晋人读《论语》，读到的是名教与自然之辨；宋儒读《论语》，读到的是天理人性与格致诚正的功夫；清儒读《论语》，读到的是文字训诂与文献真伪。孔子还是那个孔子，《论语》还是那部《论语》，解释却在不断变化，而且愈是大家，愈不免以其学注其书。

这正是经典的生命力所在。一部书的解释史，就是一部思想史。《论语》之所以历经两千年而不衰，正因为它足够深，深到每一代人都能从中取出自己需要的东西；又足够活，深浅随人，各有所得。今天读《论语》，既要读白文经义，也不妨略知注疏源流——从郑玄到朱熹，从何晏到刘宝楠，注疏之间的传承与分歧，正是中国学术精神生生不息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