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地上搭起的摄影棚
天主堂街二十六号,一块空地上正在搭棚子。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上海。
搭棚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人,地方借的是故宫博物院上海储存处的院子。棚子里要安置的不是书架,是拍书用的器具:把文渊阁《四库全书》逐页摊开、压平、照成底片,再据底片落版付印。院墙外是租界的马路,院里从这一天起多了一间临时摄影工场。
九月三十,一个月大
这一天的公历是十一月十七日,农历是癸酉年九月三十,日干支丁亥。九月排到三十,说明遇上的是个大月;翻过这一页,历书上的月份就要改写。年干支按农历年算,此时仍是癸酉;公历却已走到一九三三年的末尾,两套纪年并不在同一个起点上。
日干支依儒略日顺排,与月大月小无关,也不因改元换年而中断:丁亥前是丙戌,后是戊子,六十天一轮。把日子记成干支,为的是给「哪一天」一个不随纪年改法漂移的坐标;它只是坐标,不是那天诸事成败的缘由。
十六年里四次没走通
《四库全书》修成后分贮几处,历经劫难,到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官网的记述是「仅存四部」。部数越少,原书越出不了门,影印便成了一条不必搬运原件的路:走的是底片,书留在库里。
张元济动这个念头很早。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他以商务印书馆名义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呈文,想商借京师图书馆所藏的一部影印,同月十八日被驳回。一九一九年北洋政府自己倡议印行,由内务府朱启钤督办、叶恭绰主领,计划原样影印一百部、拨款三十万,终因费用难筹而止。
一九二四年商务将满三十周年,张元济又派高梦旦进京,与清室内务府接洽把文渊阁本运沪影印。四月五日馆员如约到文渊阁查点装箱,箱只装到三分之一,便有人借故索贿;商务拒绝之后,一纸总统府公函挡下了装运。前后四次动议,留下清楚记载的这三次,都没能走到开机那一步。
转机来自文物南迁。一九三三年三月,文渊阁《四库全书》随故宫文物运抵上海。同年春,教育部委托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找到张元济,希望商务印行《四库全书》未刊本。书与人同在一座城,前几次卡在「借不出」的地方,这一次不必再借。
一页书怎么变成底片
人民政协网所刊《重温故宫文物南迁来沪之路》记,自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在天主堂街二十六号故宫博物院上海储存处的空地建起临时摄影工场;次日的《申报》便登出商务在故宫古物储藏所影印《四库全书》的消息。那张「影印四库全书开始工作纪念」照片里,有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还有故宫博物院的欧阳道达、庄尚严、梁廷炜、宋继隆。
商务印书馆官网《商务印书馆和〈四库全书〉》另记,影印工作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开始。两处系年相差半年多,一说工场开工与试拍,一说正式付印,本文不替它们判定,只把开工日记在十一月十七日这一天。
工场里做的是影印的前一道工序:把书页拍成底片,底片再送厂落版。先拍哪些也不是工场能定的。教育部与商务订约之后,经专家多方论证,决定只出「珍本初集」,把未刊、罕传的先挑出来,不求全书一次印完。
四期书与后来
书分四期陆续出齐,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共二百三十一种、一千九百六十册,题作《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这个数字只属于「初集」,与全帙相去尚远;张元济自一九一七年起想要的全文影印,到这一步仍未完成。商务后来又印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未收书目》一类书目,全文影印的打算终未实现。
初集印出之后另有去处:一九三六年三月,一部《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赠给苏联列宁图书馆。更晚的两种全帙影印,一种由台湾商务在一九八〇年代印成文渊阁本,一种是二〇〇三年五月十四日新闻出版总署批复启动的文津阁本,都已不是这间临时摄影工场里的事。
多年后再翻这套初集,版权页上印的是分期与册数,没有印拍摄的时辰。可那些书页确是从癸酉年九月三十、丁亥那天起,一页一页摊到玻璃底下去的:这一日在历书里不过是大月的月尽,在工场里却是第一张底片落下的日子。底片翻印成书,书页上留着原抄本的行格,行格之外,再没有人把丁亥二字添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