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本坊的那一院石头
秋天的国子监里,学生绕着院子走,走不过去。一百一十四块石碑立成一片,每块高一米八上下,砌了方座,上覆碑额,字刻在两面,一共二百二十八面。
最后一刀落在末石的末尾。刻工收了凿子,管事的伏上去核那几个字。核完,这一片石头就算交代完了。
郑覃的那道奏
大和四年,工部侍郎兼翰林侍讲学士郑覃上了一道奏。他说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照后汉刻熹平石经的先例,勒石于太学。
这话不是空说。唐代科举以《五经正义》为准,可抄本传了几百年,字句互异,读书人各执一本,考官也各有各的本子。一部经书没有定本,取士就没有准绳。
奏准了。真正的工程到大和七年十二月才起手。
校字、写字、刻字
刻经不是抄一遍刻上去。先校。郑覃请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分头校定九经文字,一个字一个字对,异文取哪一个,要落定。
再写。上石的字要一体,不能各人各样,于是命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这一道最琐碎:同一个字在一部经里出现几十次,写法必须一致。
然后才刻。十二经依次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另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附于《春秋左传》之末。经文共六十五万余字,每石上下分八段,每段每行十字。
刻经这件事,唐代以前有过两次。东汉熹平四年,蔡邕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刻七经四十六石,立在洛阳太学门外;曹魏正始二年又刻三体石经三十五碑,用篆、古文、隶三体写。两次都毁于兵火。唐人去收三体石经的残石,只收到十几段。
所以郑覃这道奏里特意提「准后汉故事」。这不只是援例,是提醒:石经能存多久,没人知道;但只要石还在,字就有一个可以对的本子。
《五经文字》与《九经字样》附在后面,用意也在这里。前者辨字形,后者辨音义,都是给读经的人做拐棍的。经文的字一旦定死,拐棍也得一起刻上,否则后人还是认不出。
玄月是哪一个月
石末刻了十五个字:「开成二年丁巳岁,月次于玄,日维丁亥。」
这里没有一个数目字写月份。「月次于玄」,玄是九月的别称。《尔雅·释天》说,九月为玄。唐人写墓志、写碑记,常拿月名代替月数: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九月为玄,十月为阳。用月名不用月数,是文人的习惯,也是让一句话读起来不像账目。
所以这十五个字说的是:开成二年,丁巳年,九月,丁亥日。一句话里年、月、日齐齐整整,还带着一个年干支。
刻完之后
石经原立在务本坊国子监内。此后搬过三回,北宋崇宁二年连同《石台孝经》等碑一起移到今西安碑林,从此再没动过。
搬一次,损一次。石经一石两面,面宽七十到九十七厘米不等,通高近三米,一块就是几百斤。唐宋之间那几次迁移,靠的是滚木和牛车,断角崩边的事在所难免。
拓本也因此分出了早晚。早拓字口深,晚拓字口浅;明以后补刻的字,笔画软,一眼能看出来。研究石经的人,先看拓本的早晚,再谈字句的异同。
明嘉靖三十四年,关中大地震,一百一十四石里折断四十石,未断的也伤痕累累。万历十六年做过一次扶正,把损泐的字补刻了立在旁边。一九三六年梁思成到西安指导整修碑林,为这批石头设计了钢筋混凝土加梁柱的加固方案:拆掉碑首,用钢板夹住上端,上加水泥横梁,几块碑石之间加立柱。一百一十四石从此连成一个整体。
丁亥这一天的值
开成二年九月丁亥,是公元八三七年十一月二日。这一天没有诏书,没有宴会,只有一块石头的末尾多了一行字。
刻工不会算干支。他照着管事的写在木牌上的样子,一笔一笔凿。凿完,这行字就和前面六十五万字一样,成了石头的一部分。往后一千多年,读碑的人先看见经文,再看见这行小字,才知道这院石头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完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