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宁宫门外,一纸诏书被展开到近三米长。
八十厘米宽,两米九长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文物陈列馆存着一件《崇庆皇太后徽号诏书》,典藏号○三八二七○,纸本,高八十点一厘米、广二百九十点八厘米。藏品标注的年代是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尺寸先于内容被人记住,是因为这样长的纸不好收。写满了字要卷起来才装得进匣,展开看则得有足够长的一张案。诏书不作册页,是一整幅,官衔长、套语多,从首行走到末行几乎要侧身挪几步。
纸本也有纸本的麻烦:折一次多一道痕,卷一次压一回边,展签上的尺寸量的是如今摊平后的样子。著录里把高与广分开记,正为让人知道这不是一叶一叶翻的东西。
纸尾署的年月,是这件藏品能把事情钉在某一日的主要凭据。礼部的册、宫里的档另有一套记法,与这张纸各记各的。
公历翻了年,宫里还在乾隆十六年
这一天是公历一七五二年一月十一日。宫里的历书还停在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年干支辛未,日干支戊子。
两套年在这里错开了一个多月。公历以元旦为界,一七五二年从一月一日算起;农历要等下一个正月初一才换年,此前写出来的仍是乾隆十六年。于是同一天,西洋历已经记作新的一年,清宫文书上照旧用旧年号。
这不是笔误,也不是两处记错了日子。年号系于朝廷改元,农历月系于月相,公历年系于另一套置闰规则,三者各按各的起点走;只在很少的几天里,它们会同时翻页。
诏书上写的是十一月二十五,藏品说明换算作一七五二年一月十一日。两行字看着像两回事,指的是同一日。农历月日依藏品署款,公历由天文路径反推,这里两者并记。
旧徽号上再添两个字
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是崇庆皇太后六旬圣寿。这一日的礼,核心一件是加徽号:旧有的十字之上,续加「裕寿」二字。
徽号不是一次写定的。逢整寿、逢大典,累次加上去,字数便一回比一回长;每加一次,另上册、上宝,另有一道诏书把新称号颁出去。《清史稿·后妃传》把历次添的字连成一条长串,读起来像一份逐年增字的账。
诏书要做的,是把这条长串里最新添的两个字写成定本。纸上那一整幅的字,多半耗在官衔、套语与各级衙门的名目上;真正新添的只有两字,且两字要落在全篇最要紧的位置。
添字之后,此前文书里那些旧称号并不作废,只是此后不再用作定称。同一位皇太后在档册里留下一串长短不一的名目,各属于添字之前或之后的某一段。
二十一日先到的那架围屏
《国朝宫史》卷十八有一条系在四天前: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恭进御笔万寿颂缂丝围屏一架。缂丝是把文字与图像织进经纬里,一屏织成要费不少工时,到二十五日当天才现做是来不及的。
寿礼另有九九之数。故宫研究者专门就崇庆皇太后六旬、七旬两次圣寿节的「九九礼」作过考辨,比对品目、等第与进献顺序。以九为节、重至九数,是这类庆典备礼的成例;具体到哪一回进了哪几样,各次并不相同,此处不逐一列名。
七旬那一回的材料常被拿来并看:同为整寿圣寿,档册的写法却不完全一样。故宫那篇考辨把两回的品目与进献顺序排在一处,靠的正是这种并看,好分出哪些属成例、哪些是某一回临时添的。
把几件按日子排:二十一日先有围屏,二十五日有诏书、册宝与寿礼。同一次圣寿,东西并非一天到齐,档册按日各记一笔。
纸尾署着的那一行
庆典分在几处、几日,宫里的册子按时辰一件件往下写;颁出去的那张纸却只署一个日子。
诏书如今收在陈列馆的柜里,展签上写着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按历书把那一行补全,是辛未年十一月二十五,戊子。徽号后来又添过字,那张纸没有跟着加长,卷起来仍是两米九,与称号多出几个字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