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天津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天津，电报总局的机房里，几台机器并排摆在长桌上。
这一天是光绪七年。按站内历法核校，辛巳年、丙申日。
机房在楼上，窗户关得严，怕风。机器一副电池、一个按键、一个继电器，声音是「嗒、嗒」，长的短的，凑成码。
值机的人耳朵要灵。同样的声音，听熟了才知道哪个是新起的字，哪个是前一个字的尾音。
上午，第一封官报发了出去。收报的地方是上海。
三千多里
这条线从天津起，往南走，经山东、江苏，到上海。全长三千多里，杆子一万多根。
事情是一八八〇年定下来的。李鸿章上奏，说军情紧急时靠驿马传递，从天津到上海要几天；若有电报，几个时辰就到。奏准之后，设电报总局于天津，盛宣怀做总办。
架线的活是分段包的。沿线招工，挖坑、立杆、挂线。杆子多是杉木，先埋一段在土里，用石灰垫底，防虫蛀。线是铁线，一根一根接头，接头处要用钳子绞紧。
工钱按杆算，一根几文到几十文，看地段。旱地好挖，水田难挖——坑挖下去就渗水，得一边淘水一边下杆。有些地段是石底，要打钎，一天打不了几个坑。
材料从上海、天津的洋行买。铁线成卷，瓷瓶成箱，杆子就近在山里伐。
最难的是过河。河宽的地方，线要加高，杆子要加粗；再宽的地方，线从水底下过，得用铅皮包住。
半夜拔杆子
线架到乡下，出过事。
有地方的人不愿意让杆子插进自家地里，说铁线通了电，雷会顺着线打进屋里。传得最凶的一种说法是：洋人架线，是为了把地底下的东西抽走。
于是有人半夜去拔杆子。拔了不算，还把线剪断，把瓷瓶砸了。沿线几个县都报过这类事。
总局的办法是两头做：一头请地方官出告示，说这是官线，破坏者按律办；一头给沿线的村里一点补偿——杆子占了谁家的地，按亩折钱。
事情慢慢平了。平下去的原因，倒不是告示，是沿线有人发现：线通了之后，官府的消息来得快，闹灾的时候报得快，赈粮也到得快。
按字收钱
电报收费按字算，远近不同。
官报和商报不一样价。衙门的公事便宜，商人的生意贵；加急的再加钱。洋文电报按字母算，几个字母折算成一个字。
按字收钱，把中国人的写信习惯改了。书信讲客气，起头一段寒暄，末尾一段问候；电报不能这样，一个字一个铜板，寒暄写不起。
于是有了电报体：句子短，能省的字全省，日期用数字，称呼用简称。一件事说清楚就完，不绕。
后来这种写法渗进了公文和新闻。报纸上的电讯稿，句子都短，没有虚字。
驿马还剩什么
电报开通，最先被替掉的是官府的急报。
此前，从天津到上海，一封急信靠驿马日夜兼程，跑几天。有电报之后，几个时辰就到。军情、灾情、粮价、汇兑，都走电线。
驿马没有立刻裁掉。公文的正本、印信、银两、实物，还得靠人送。电报只能送字，不能送东西。
还有一个原因：电报线怕断。刮大风，线断；下大雪，线断；打仗的时候，线先被剪。线一断，消息就回到腿上。所以各省的驿铺又留了几年，算是备份。
又过了十几年，大清邮政办起来，驿站才一处处裁撤。
丙申
那天是辛巳年。辛巳纳音属白蜡金——这是旧历书上的说法，与电线无关。
真正与电线相关的是另一件事：电报局的收报纸上，每一封电文前都印着格子，一个字一格，格数就是价钱。发报的人站在柜台前，一边写一边数字。
丙申那天，天津机房里发出的第一封官报，字不多。写字的人知道，多一个字，多一份钱；少一个字，可能少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