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上海
一九〇四年三月十一日，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里，几个人在给一叠稿子编页码。
这一天是光绪三十年正月廿五。按站内历法核校，甲辰年、甲辰日。年与日同名，这在六十甲子里是常事，一年要碰上五六回。
稿子编完，送印刷所。几天后，一册厚墩墩的刊物摆在书铺的台面上，封面上四个字：《东方杂志》。
一本文摘
它一开始不叫杂志，叫「选报」。
那时候中国的报纸已经不少：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广州的《羊城报》，还有香港、日本、南洋的华文报。可一个人要看完这些报，做不到：报太多，路太远，邮太慢。
商务想了个办法：派人把各处报纸收来，把要紧的文章剪下来，分门别类排一遍，一个月出一册。读者花一册的钱，看十几种报。
栏目分得有讲究：谕旨、社说、内务、外交、实业、交通、教育、军事、商务，还有「杂俎」——记异闻、记新器物。每一栏下面，文章按报排列，篇末注明出处。
剪报的人
剪报听起来轻巧，做起来费人。
编译所专门有一间屋子放报。各地的报寄到上海，先登记，再分给几个人看。看的人要判断哪篇值得剪：太短的不要，太专门且不通俗的不要，纯属广告和纪事的不上。
剪下来的文章要重排。原作在一份四开大报上，字大行宽；搬到杂志上，要改成小字双栏。改版的时候容易出错：错字、漏行、标题与原题不符。所以每一篇都要校。
工具是剪刀和浆糊。一叠报纸摊开，看到可用的，剪下来，贴在一张白纸上，旁边写上报名、日期、版次。一天下来，桌上堆一指厚的纸片。
分类的人要记性好。同一件事，几家报都登了，得挑叙述最全的那一篇，其余的不收，否则一本杂志里重复三回。
一册杂志二三百页，一个月一册。这个工作量，靠三五个人做不完。
杜亚泉改的那一版
一九一一年，杜亚泉接手主编。
他做过科学书的编译，懂算学、物理、化学。接手之后，他在杂志里加了「科学杂俎」「理科」一类的栏目，讲电、讲光、讲细菌、讲化肥。文章不长，配图，用白话和浅近的文言写成，识字的人看得懂。
这个改法在当时是有争议的。有人说一本时政刊物去讲细菌，不务正业。杜亚泉的答复大意是：中国要强，光看人家怎么打，不够；得知道人家为什么能造出那些东西。
改版之后，杂志的读者从官绅扩到了学堂的教员和学生。
一个月一册，出了四十四卷
《东方杂志》起初是月刊，后来改半月刊，再后来又改回月刊。中间因为战事停过几回：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印刷厂被炸，停了一阵；抗战起来，辗转长沙、香港、重庆出过。
最后一期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从头到尾，一共四十四卷。
四十四年，跨越了清末、北洋、国民政府三个时期。中国近代的许多争论——废科举、立宪、新文化、科玄论战——都在这本杂志的纸页上留下过痕迹。
定价不高，为的是让学堂和图书馆订得起。各省的书局代售，邮局寄递。订户的名单在编辑部存着，一年一年往上添名字，也一年一年划掉名字。
甲辰年的那一天
甲辰这个干支，六十甲子里排第四十一。
一年的日数除以六十，余五天多。所以每一个干支日，一年里会轮到五六回。年干支是甲辰，日干支也是甲辰，这样的日子一年也有五六天。这不算什么征兆，只是两个周期碰巧对上了。
一九〇四年三月十一日那天，上海下没下雨，没有记载。可以确知的是：当晚编译所的灯亮到很晚，因为一册二三百页的刊物，要靠人一页一页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