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酉日 1629年6月21日 · 明崇祯二年 · 己巳年 · 乙酉日

五月初一的日食为什么没算准?1629年6月21日,己巳年五月初一乙酉

钦天监按旧法报了时刻,徐光启另报了一份

正文约 1367 字

崇祯二年五月初一,北京。钦天监的报时刻漏前摆着几份推算,等的是天上那一次暗。

五月初一,乙酉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三写这一天,用的是「五月乙酉朔」。朔就是初一,乙酉是那天的干支。把乙酉放回六十天一轮的次序里,再对着崇祯二年的月建,今历落在六月二十一日。站内历法按这个公历日复算,日干支正是乙酉,与史书所记相合;年干支己巳,即崇祯二年。农历月日在这里只依本纪原文称,不再往回推别的细节——两套排法硬凑出一个数,反而靠不住。

明代的历日按年颁下,官家办事、民间看日子都用它。日食是要预报的:哪一天、什么时刻、食分多少,钦天监须先期具题。这一套数从明初定下之后,年年照抄,到崇祯二年已经排了二百六十遍。

戈丰年等人怎么回奏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三录了五官夏官正戈丰年等人在被切责之后的奏言:「《大统历》乃国初监正元统所定,其实即元太史郭守敬所造《授时历》也。二百六十年来,历官按法推步,一毫未尝增损,非惟不敢,亦不能。」这段话把难处说得很实在:法不是他们改的,他们也没有改法的凭据。

奏言里还举了郭守敬自己失推的例子。至元十八年成历,越十八年为元成宗大德三年八月,已推当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都载在《律历志》。连立法的人都免不了隔些年出一次错,何况照抄了二百六十年的后世。

三份预报摆到一处

五月乙酉朔,钦天监依《大统历》与《回回历》所推的时刻都不验。徐光启当时以礼部左侍郎理部事,用西洋法另推顺天、应天两地的见食时刻,验下来相合。顺天是北京,应天是南京,两地经度不同,见食的时刻本就该分开算,这是几份预报摆在一起时最容易被看出来的地方。

明思宗切责钦天监官。一次日食把旧法的积差摆到了台面上,也把「要不要改历」从衙门里的议论变成了一件得办的事。这里要分清:改历的动议此前已有,五月的测验给的是一次可以核对的凭据,不是动议本身。

差是怎么攒下来的

历法定的无非是几个长度:一年有多长,一个朔望月有多长,月亮与太阳走到哪一步会相交。这些数一旦取定,往后年年按它排,天上并不照着这个数走。岁实差一点,一年就差一点,二百六十年攒下来,报出的时刻与天象便对不上了。

《大统历》承自《授时历》,郭守敬立法时测得精,后世却把表与数一并沿用,没有再测。钦天监官说「非惟不敢,亦不能」,讲的是制度:历法由朝廷颁行,监官按法推步,改一个数要有实测、有奏准,并不是谁在算房里动一笔就能算数。回回历另有一套推法,那天也没有对上,可见问题落在两家共用的旧数据与观测上。

礼部随后奏请开局

测验之后,礼部奏请开局修改历法,设修历公署于宣武门内首善书院,命徐光启督修。徐光启主张把西洋法与郭守敬旧法参互考订,又荐李之藻与龙华民、邓玉函入局。正式开局的日子在同年九月,另有专篇交代,这里只记它的来路。

分局之后,书是一批一批进呈的。据故宫博物院朱家溍《〈崇祯历书〉与〈新法历书〉》,崇祯四年正月第一次进《历书总目》《日躔历指》《测天约说》《大测》《割圆八线表》等;同年八月第二次进《测量全义》十卷、《恒星历指》三卷、《恒星历表》四卷;崇祯五年四月第三次进《月离历指》《交食历指》诸种。每一批都是写定的表与指,交上去等人验。

钦天监的题本按例只填年号月日,乙酉这个字留在当年颁下的历书页眉上,一格一格往下排。五月初一那次暗早过去了,页眉没有因此停住;后来开局改历,起算的那一格仍是乙酉。

出处与核校:《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三「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时刻不验」条;维基百科《崇祯历书》条记1629年6月21日(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故宫博物院朱家溍《〈崇祯历书〉与〈新法历书〉》记礼部奏准开局及三次进呈书目;中国作家网《徐光启与〈崇祯历书〉的修撰》。日干支乙酉以站内历法按公历1629-06-21复算,与「五月乙酉朔」相合;农历月日依本纪原文称,干支反推用今历口径。

本栏目为文学创作与文化普及,只述历法事实与史实,不作吉凶福祸推断, 亦不对真实历史人物作命理定性。文中公历日期与干支均可依历法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