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没大亮,观象台上已摆开纸笔。顺治元年八月初一,三份日食推算等着同一个时刻。
朔日才有日食
《清史稿》卷二七二写得很省:「顺治元年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朔是月相的起点,日月合在同一经度附近,日食只会落在朔日前后;把丙辰对回今历,正是一六四四年九月一日,站内历法推得的日干支与史料相合。农历那年是甲申,八月初一还在年内,公历与农历各记各的,不必硬凑成一天。
这一日的干支不是后人附上去的。《清实录》《清史稿》按日系事,先写干支再写事;丙辰与朔连写,等于把「哪一天」和「为什么会有日食」一并交代了。干支在这里是坐标,不是原因——日食来自日月运行,与日名无关。
七月里递上去的折子
测验不是临时起意。此前七月二十九日,汤若望上疏,说新法推得本年八月初一日食,已把京师及各省所见食限分秒、起复方位绘成图象进呈,请届期遣官测验。折子里要的是一个公开的场合:众人同看,各报各的时刻。
那时南堂里存着《崇祯历书》未及刊行的刻板。此书由徐光启主持历局,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等先后编译,明末已成书而未及颁行。清军入关后,这批刻板以「西洋新法」之名留在城内。汤若望请测验,等于把书本上的推算搬到台面上去验。
台上摆了三份单子
八月初一清晨,内城东南隅的观象台上,大学士冯铨带着望远镜,率钦天监官员与汤若望同登。台上同时摆着三种算法的预报:沿用已久的大统历、回回历,以及西洋新法。汤若望把日食发生的时刻与过程画在纸上,其余两家各按本法报时刻。
同场比对的好处是不必争辩:日食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摆在那里,谁报得准,一眼可核。冯铨把结果记录后奏报,《清史稿》卷二七二记作「惟新法吻合,大统、回回二法时刻俱不协」;后来常见的转述作「惟西洋新法一一吻合,大统、回回二历俱差时刻」。两种措辞都只说时刻之差,不是历法全部高下,本文也只在这个范围内用它。
覆奏里的那句话
覆奏递进宫后,事情走得很快。汤若望随后受命掌钦天监印信,以西洋新法删订《崇祯历书》;顺治二年,新历以《时宪历》之名颁行天下,多尔衮在历书上批过「依西洋新法」。一次测验牵动的是此后两百多年官颁历书的算法基础。
需要收住的地方也在这里。汤若望做的是以更精确的推算修订原有历法,不是把一部外来历法整个搬来;农历仍是阴阳合历,置闰、节气、朔望的框架未换。把「吻合」写成某家历法从此全盘取代另一家,就超出了那天台面上能验的东西。本文只写时刻比对这一层。
第二年颁的历
《时宪历》后来一直用到清末,现行农历的一些计算方法仍沿自它。《崇祯历书》原是一部大书,明末由历局分卷编译,兼收欧洲天文学的算表与图解;入清后汤若望把它删订压缩,改题进呈,才成为可供每年颁行的历法底本。从书本到官历,中间还隔着造历、进历、颁历几道手续,测验只是最前面那一道。一六四五年颁行时题作《时宪历》,历面按年排月、按月排日,日子仍以干支系之。
观象台也留在原地,台上此后添了新铸的仪器,那是康熙年间另一串日子的事。八月初一这一次,台上用的还是旧器与一架望远镜。
同类的公开校验,在历法史上并不止一回;差别在于这一次把三家算法同时叫到一处,且结果被写进覆奏、又连着改历的诏令。若只留下一句「新法准」,后人大抵无从知道准在哪里。留下的可核之物是:一份图象、三份预报、一架望远镜、一行覆奏。
丙辰是朔,日食只在朔;第二年颁行的历书,仍要从这样的日子一天天排起。观象台的纸上记着初亏与复圆的时刻,日子照干支写;六十天后丙辰又轮回来,台上那三份单子早已收进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