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十月初一,天没亮,内院官奏请出宫。卤簿前导,出大清门,一路不奏乐。圜丘那边,读祝文的位子已经摆好。
十月初一的礼与一本历书
告祭天地的仪节,《清世祖实录》卷九记得很细:黎明出宫升辇,卤簿前导,出大清门,不奏乐;至圜丘更衣,迎神、献玉帛、三献、彻馔、送神,祝帛捧置燎所;礼毕南向坐,大学士刚林跪奏,学士詹霸捧宝置案。
本纪把这一天压缩成两行:「冬十月乙卯朔,上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遣官告祭太庙、社稷。初颁时宪历。」礼与历写在同一行,不是两件事各记一处。颁历在清代本来就是十月初一的常例,这一年多了一层:新历第一次用西洋新法推算,颁的却是下一年的书。
乙卯是十月的朔日
十月初一,就是十月朔。史书在月首记干支,朔日的干支因此成了整月的起算点。这一天的干支是乙卯,年干支是甲申——顺治元年岁在甲申。
要把「十月初一乙卯」换成公历,得靠历法回推。站内历法给出的今历日期是一六四四年十月三十日。这个年份在农历表的覆盖范围之外,所以正文只依实录写「顺治元年十月初一」,公历日期另由历法推算给出,两者不必互相改写。同年八月丙辰朔的日食记在九月初一,与十月乙卯朔相隔五十九日,正合两个朔望月,日期链条对得上。
有一点值得说清:史书里的月日是农历月日,「乙卯」是纪日干支,不是公历的号码。颁下去的那本历书,管的是顺治二年一整年的月份、节气与时刻;十月初一不过是它开始生效的日子。
八月那场日食留下的账
新法能进钦天监,靠的是一次当众对验。
顺治元年六月,汤若望上言,说他明崇祯二年来京后曾依西洋新法厘订旧历,请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在京师及各省所见的食限分秒、起复方位与图象进呈,届期遣官测验。七月,礼部奏「钦天监改用新法,推注已成,请易新名,颁行天下」,睿亲王答「宜名时宪」。八月丙辰朔午时,日食二分四十八秒;大学士冯铨同汤若望赴观象台测验覆奏,大统、回回二历俱差时刻,惟新法一一吻合。随后有敕:旧法岁久自差,非官生推算之误,监局宜学习勿怠玩。
《清史稿·时宪志》把这几步连成一条线:六月进呈,七月定名,八月测验,十月颁书,十一月以汤若望掌钦天监事。八月的测验结果,是十月那本历书能改名的凭据。汤若望又请在时宪书里刊入各地节气交宫与太阳出入昼夜时刻,理由是旧法只泥一方,北直的春分秋分前后便差一二日,何况诸方;新法按道里远近推算。这一条也准了。
封面上多出来的五个字
多尔衮在历书封面上批过「依西洋新法」字样。故宫博物院藏《顺治二年岁次乙酉时宪历》卷端则写明「依新法推算」。五个字,把一部官历的来历摊在了明面上。
书本身也有来历。汤若望把徐光启督修的《崇祯历书》稍事省约,删去扉页上「钦差」「奉勅」字样,改题《西洋新法历书》,顺治二年捐资剞劂修补进呈,共一百卷。明代没来得及施用的那部书,版片还在宣武门内的历局里;改朝时汤若望曾上书请求免于搬迁,理由之一正是已刻好的木版与仪器一旦损坏难以修复。后来康熙十三年的刻本把大题里的「西洋」二字也去了,改称《新法历书》。
一部历书从扉页到封面,题名换了几次,算法没换。
一部历书用了二百六十余年
《清史稿》说,世祖定鼎以后依新法推算,即承用二百六十余年之时宪术。中间并非一动不动:圣祖定用均轮法,以康熙甲子为元;雍正中从监臣之请改推椭圆法,以雍正癸卯为元;道光中据实测之数损益原用数,以道光甲午为元。三次改的都是推步之术,历书的名目与颁行制度照旧。
制度上的另一处延续是编历的场所:顺治元年十一月汤若望掌钦天监事后,历局一直在宣武门南堂西侧。礼仪在南郊,算例在历局,两处互不代替。
翻开第一页
颁出去的是顺治二年的时宪书。翻开第一页,正月朔日起,节气、朔望、太阳出入时刻按各地道里远近一列列排下去;书里不写颁书那天是几日。
乙卯这个朔日留在实录十月的头一行,与告祭、颁历并排。历书从它开始往后数日子,一页页排到腊月,再接下一年的正月。甲申年十月初一换的正朔,管的是乙酉年一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