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益书社的楼上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上海，群益书社楼上。一叠新印的刊物摊在桌上，封面是竖排的三个字。
这一天是乙卯年八月初七。按站内历法核校，日干支为己酉。
刊名叫《青年杂志》。封面上还印了一行法文：LA JEUNESSE。定价两角。
一个人办的刊物
主编是陈独秀。那年他三十六岁，刚从日本回来。
办刊的钱是群益书社出的。书社负责印、负责发行，编辑的事全归陈独秀。他一个人写稿、组稿、看校样。头几期的作者，一半是他自己，一半是朋友：高一涵、易白沙、谢无量、刘叔雅。
杂志是十六开，一个月一册。栏目有社说、译述、小说、传记、通信。纸不算好，图很少。
封面是单色的，除了刊名和法文，还印着出版日期和「上海群益书社发行」一行小字。订价两角，半年一元，全年两元。
敬告青年的六条
创刊号的头一篇，是陈独秀写的《敬告青年》。
文章里有六条主张，句式排得很整齐：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六条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人得自己站起来，得知道外面的事，得看实际，得讲道理。这些话今天读来平淡，一九一五年读来是刺人的。那一年袁世凯正在筹备帝制，尊孔读经的声浪很高。
头一年卖不动
杂志卖得不好。
定价两角，比一份日报贵；内容大半是政论和译述，读起来要动脑子。头一年每期印一千多册，能卖出去的不到一半，剩下的堆在书社的库房里。
卖的办法是两条：一靠上海的书铺代售，二靠各地的学堂订。寄一份刊物，邮资不便宜；寄到内地，路上要走一个月。订户收到的是上个月的杂志，读到的却是上个月的事。
出路是把杂志寄给各地的学堂和图书馆。那时候各省都有中学、师范、法政学堂，教员里有人愿意看这类东西。靠着这些零散的订户，杂志勉强撑着。
一九一六年二月，出到第一卷第六号，该出第二卷了。这时候出了问题：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过一份《青年》，名字撞了。
改了名字
一九一六年九月，第二卷第一号出版，刊名改成《新青年》。
改名之后，杂志的路子也变了。陈独秀开始有意识地找人写文章，把话题从政论扩到文学、伦理、家庭、女子问题。一九一八年一月，杂志改用白话。同年五月，鲁迅的《狂人日记》登在上面。
一本地方性的小刊物，就这样变成了那场后来被叫作「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搬到北京
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做文科学长。《新青年》跟着搬到了北京。
编辑部设在北池子箭杆胡同陈独秀的住处。作者群也换了：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都是北大的教员。杂志还是月刊，还是两角，可分量不一样了——它开始谈文学革命、谈白话文、谈孔教该不该进课堂。
通信栏是这本杂志最特别的地方。读者来信照登，编者逐条答，答得直，有时答得不客气。来信的人里有学生、有教员、有店员，问的多是婚姻、家庭、读书、出路。
一九二〇年，杂志迁回上海，成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再往后，它变成了另一本杂志。
中秋还有八天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离中秋还有八天。
上海的中秋是要过的：月饼、桂花、螃蟹。可那一期的创刊号上，没有一句节气的话，也没有一句应景的祝词。第一篇就是六条主张，末尾一句是「涕泣陈词」，请青年自己选。
己酉那一天，书社楼下的弄堂里有人挑着担子卖月饼。楼上的刊物摊在桌上，等装订，等发寄，等有人买。
头一年买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