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底那几片
池水快抽干了,池岸上露出几片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下午,杭县良渚。
抽水的是乡人,为的是灌地。池在朱村兜附近棋盘坟,狭长形,水落下去以后,岸边的淤土里显出陶片。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绘图员施昕更这天正在附近,捡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带回杭州。这个下午后来被记成良渚遗址发现的起点。
九月二十在历书上的位置
公历十一月三日,农历丙子年九月二十,日干支己丑。九月二十,月相已过望,离月尽还有十天;九月的这个日子前后没有节气,也不是朔望。年干支按农历年算,此时为丙子;公历与农历的年首相差一个多月,写在同一行里互不妨碍。
日干支按儒略日顺排,己丑前一日戊子、后一日庚寅,六十日一轮。栏目把日子记成干支,图的是它不随纪年改法变动;己丑在这里只是「哪一天」,不是陶片为何在此的原因。
从讲解员到绘图员
施昕更那年二十四岁,杭县良渚镇人。一九二九年六月西湖博览会开幕,他在历史厅做临时讲解员;同年十月闭幕,十一月浙江省政府利用展品成立省立西湖博物馆,他进馆在地质矿产组任绘图员,随地质学家盛莘夫学习。
一九三三年他随盛莘夫赴浙西北孝丰做地质考察,脚底被小竹子刺破仍坚持野外工作,挖出几箱三叶虫、贝类、鱼类化石,记进《浙江地质志》一稿。一九三四年代表博物馆出席天津全国地质会议,一九三五年著《浙江地质矿产志》,仅刊出目录。
这些经历给了他认地层的眼力和逐件编号的习惯。他在那部未刊稿的绪言里写过「天赋之宝藏,岂可弃诸于地」,说的是矿。
一件有孔石斧牵出的路
一九三六年初,杭州在西湖西北古荡老和山下建第一公墓,陆续出土石器陶器。五月三十一日西湖博物馆派人试掘,只做了一天,开三个探方,得石器六件、陶片三块,施昕更也参加了。收获寒素,整理器物时却有一件有孔石斧让他停住:这种东西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也常见,当地人叫它「石铲」。
良渚出古玉的名声早已有之,乡人掘玉成风,盗坑附近常散落石器陶片。他六月回乡调查一次,毫无收获;一个月后再去,野外疲劳过度几次晕倒,被村民送回家,病好又接着在田埂上转。有一回从安溪岳母家回良渚,路经朱村兜一个干涸池塘,捡到几片碎陶,其中有产自瓶窑的黑瓷碎片,也夹着从未见过的陶片。第二天他又到池边看,疑心这是一处史前遗址。
在省立图书馆读到《城子崖》报告,他才知道这类陶片叫「黑陶」,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所出多相似,于是把研究重点移到陶器上。馆长董聿茂看了带回的几片,说不清年代,却鼓励他查下去;依当时《古物保存法》,由博物馆报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决定正式发掘。
十二月的三个探方
十一月三日捡回的那几片,只是调查所得。真正动土在十二月:一日至十日,施昕更主持棋盘坟第一次发掘;二十六日至三十日第二次。两次在干涸池底按池沼方向下挖,得红烧土面、残石器、残豆把、圈足器和陶片百余片。《东南日报》十二月二十三日刊出《西湖博物馆在杭县发见(现)黑陶文化遗址》。
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至二十日第三次发掘,范围扩到安溪、长命、大陆等乡,共记下十二处遗址或遗存。出土器物里,陶有鼎、壶、豆、罐、器盖,石有斧、钺、锛、凿、犁、镞,玉有璧、环。同年四月,董作宾、梁思永到杭察看这批材料。
报告辗转印出来
施昕更据三次发掘写成《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分绪言、遗址、地层、遗物、结论五章,约五万字,附图百余张,体例仿《城子崖》。付印之际战事骤起,杭州印刷中断,他携原稿追赶内迁的博物馆,边走边修订;馆中经费渐尽,最后由董聿茂携稿到丽水向省教育厅请得拨款,交上海中国科学公司印行,卫聚贤作校后记,一九三八年八月问世。
施昕更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病逝于瑞安,年二十七。「良渚文化」这个名称,要到一九五九年才由夏鼐正式提出。这些都在己丑那天之后很多年;那天午后池岸上被捡起来的,只是几片黑色有光的陶,装进衣袋带回馆里,交给一位生物学家馆长看。丙子年九月二十、己丑,池水是为灌地抽的,那几片陶却从此没有再回到池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