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件器物,八十张照片
莫斯科的展厅里,柜子摆了四十件。一九四〇年一月二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表上记着这一笔。
同展出的还有八十帧发掘工作相片。器物出自安阳殷墟,照片拍的是发掘现场;主办方是莫斯科国家东方文化博物馆,展览叫「中国艺术展览会」。年表用的动词是「参加」,没有写开幕礼、没有写观众数,本文也就不替它添一场仪式。
公历翻了年,历书没有
这一天的公历是一月二日,前一天刚翻过一九四〇年的年头。可农历还停在己卯年冬月廿三,日干支甲辰。冬月就是十一月,廿三已过下弦,离月尽还有几天;己卯年的春节还在后头,公历与农历的两道年界,并不画在同一条线上。
按公历年份配干支,一九四〇常被记作庚辰年;这一日离立春尚远,年干支依栏目的口径取农历年,仍是己卯。民国纪年此时已是民国二十九年,三种纪年各说各的,写在同一行里互不冲突。
日干支不理会这些年界。甲辰前一日癸卯,后一日乙巳,六十日一轮,从己卯年排进庚辰年也不会断。栏目把日子记成干支,取的是它不随换年而重排的那一点稳当;它只是「哪一天」,不是那些器物为何远行的缘由。
年表上记的四十与八十
史语所历史文物陈列馆所编《大事纪(年表)》里,一九四〇年一月二日这一条只有两行:参加莫斯科中国艺术展览会,展出殷墟出土器物四十件及发掘工作相片八十帧;展览于一九四一年移至列宁格勒,后因德国进攻苏联中止,至一九四二年展品运返国门。
四十与八十是两个整数,一个记器物,一个记影像。影像拍的是发掘工作,与器物摆在一起,看的就不只是东西本身,还有东西从哪一层土里出来。年表没有列出器物的名目,也没有写照片的尺寸,正文不替它补。
同一份年表上,早三年还有一条: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史语所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于南京国立美术陈列馆展览安阳侯家庄、西北冈及小屯出土古器物。地名写得很具体,正是殷墟发掘的几处地点。国内的展与后来出国的展,物件来自同一批工作,摆的地方换了,年表各记各的一行。
殷墟的东西怎么出的门
器物出国,靠的不是一次装箱。侯家庄、西北冈、小屯这些名字背后是连年的田野发掘,出土物先入史语所的收藏,编目、照相、登记,才谈得上外借参展。年表把「发掘工作相片八十帧」与器物并列,恰好留下这道次序的痕迹:先有发掘,后有照片,再有展览。
一九四〇年八月,史语所为躲避空袭迁至四川南溪李庄板栗坳。也就是说,一月在莫斯科的这批器物与照片出门时,所里还在南京迁转的途中;等它们一九四二年运返,研究所已在四川住了两年。年表未写回程走哪条路、由谁经手,本文只记「运返国门」四字。
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
展览一九四一年移至列宁格勒,随后因战事中止。一句「中止」,把巡展原本可能的下一站、再下一站都省掉了;年表也没有给出停展的具体日子。能确定的只有两端:一月二日记「参加」,一九四二年记「运返国门」,中间隔着两年多。
同类的事在年表后面还有一条: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史语所参加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重庆展出殷墟各期甲骨文字图片,由董作宾规划,挑选五十件甲骨及其书法作品。器物在境外回不来的时候,国内展出的已是照片与拓写出来的文字。两处对照,能看出这批材料以什么形式继续被人看见。
展品回程之后
一九五四年七月,中研院在南港现址营建院区,史语所仓库兼图书室落成,后于仓库东南角设简易陈列室供外宾参观;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考古馆落成启用,陈设室在第三届院士会议时展示古代文物。这些都是年表后段的事,与莫斯科那一柜东西隔了很多年,本文不把它们连成一条因果。
回过头看一月二日:己卯年冬月廿三,甲辰。年表在公历年份下记它,历书在农历月份下记它,两个年号都没有为这批展品改过写法。四十件器物摆进柜里、八十帧照片列在旁边的时候,甲辰已排到己卯年的末尾;等展品回来,历书上早翻过好几轮庚辰、辛巳。照片边缘若还留着编号,编号里也不会有甲辰二字——记日的活,始终交给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