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末两行楷书刻完,字口还新。大观三年正月初一。
岁首、月首、年首都挤在一天
《大观帖》每卷末刻:「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正月初一是农历岁首,也是月首;年号「大观三年」从这一天起算。三样起头压在同一行款里,翻检的人不必再算。
这一天是公历一一〇九年二月九日,日干支丙午。站内历法按农历年给年干支:二月八日仍作戊子,二月九日才换己丑,切换就在正月初一这一格上。节气上的岁首另在立春,与正月初一并不重合,所以年前那几天按哪套口径说「今年」,会得出不同答案。款识只用农历,避开了这层分歧。
干支纪日又走自己的路,六十天一轮,不随月朔重置。正月初一在干支里只是普通一日,丙午,与「朔」这个身份无关。一行款里于是叠着三套时间:王朝纪年、农历年月、日干支,彼此谁也不管谁。
款识是楷书二行
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拓本著录记得清楚:每卷末「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为楷书二行,卷首标题、卷中各书家名衔与这行年月,都由蔡京一手书写。字是写的,不是刻工随手描的。
「奉圣旨」三字把这部帖定为官刻。淳化三年那部《阁帖》的卷末款也用「奉旨摹勒上石」,一百一十七年后重刻,句式照旧,只换了年号与月日。格式比内容更耐久。
每块帖版前还有小字:上记卷数,中记版数,下记刻工姓名。卷、版、人三级都落在石上,哪一版坏了、由谁补,日后查得出来。
为什么要重刻一遍
故宫博物院《宋拓大观帖》说明讲缘由:徽宗因王著编次的《淳化阁帖》标题多误,而且版已损裂,特出内府所藏真迹,命龙大渊等改定编次,重摹上石。南京大学所藏卷六榷场本的考释也提到,阁帖原版至徽宗时已皴裂不能施拓,另有一说为遭火焚毁。
重刻不是照搬。改定编次、更正标题、换用内府真迹作底,字行还比《阁帖》高出两寸,每行多一至三字,行款随之不同。南宋曾宏父《石刻铺叙》卷上留下一句「大观之本愈于淳化」,说的是摹刻精工。
也有批评:行款一改,原贴的运笔行气被打断,个别摹写仍出错。重刻把错字改掉了一些,又添了新的别扭,这在刻帖里是常事。
十卷怎么排
十卷仍是十卷。第一卷历代帝王书,第二至第四卷历代名臣法帖,第五卷诸家古法帖,第六至第八卷专收王羲之,第九、第十卷专收王献之。与《阁帖》的分卷大体相承,次序与标题重定过。
帖石后来置于太清楼下,因此有「太清楼帖」「大观太清楼帖」之称。故宫另一篇考释给出更窄的说法:徽宗后来把《大观帖》与《秘阁续帖》、孙过庭《书谱》、王羲之《十七帖》四种合成二十二卷,藏于太清楼,总称《太清楼帖》。两说所指范围不同,本文只据卷末刻款称《大观帖》。
宋室南渡后帖石沦于金,原拓极少;后来有拓本自宋金边境的榷场流入南方,称「榷场本」。故宫、中国历史博物馆、南京大学等处所藏宋拓,多为残卷。
版上还刻着卷数、版数与刻工
一部官刻丛帖的落地,靠的是这些琐碎记号。卷数管顺序,版数管拼合,刻工姓名管追责;拓本散出去以后,卷与版一乱,帖文就接不上。卷末那行年月与版前那列小字,一个记开工,一个记工序,都刻在石上,谁拓都带着。
蔡京写的标题与年月,字口清晰,后人据此断祖本与翻刻。翻刻本能摹字形,难摹的是每一版边角那几个小字的位置。
丙午那天,年干支刚换
十卷帖石刻成、拓出、赐下,卷末「大观三年正月一日」一直跟着。己丑这个年干支在正月初一当天才接上戊子,丙午这个日干支第二天就换成了丁未。石面上留下的只有农历那一行,两套干支都没刻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