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里的一纸诏
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诏建国号曰大元。
诏书里给的理由很短:「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乾卦的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取头两个字,加一个「大」,就是新国号。
从这一天起,公文上不再只写年号,前面多了一截。「至元八年」变成了「大元至元八年」。字数多了两个,抄写的书吏要多蘸一次墨。
乙亥这天是公历一二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方的冬天,日短,衙门里点灯办公的时候,诏书从宫里发出来。
大朝与大蒙古国
此前汉文文书里,这个政权有两个叫法。一个是「大蒙古国」,音译自蒙古语;一个是「大朝」,图省事,两个字。两种写法并行了几十年,谁也没觉得不妥。
原因不难懂:国号本来是对外的名分。草原上的汗庭不需要一块匾,需要的是给被征服的州縣发文书时,抬头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名称。「大朝」够用,「大蒙古国」也够用。
到了至元八年,局面变了。北方的汉地已经设了路府州縣,有户口、有税粮、有学校、有科举的议论。一个只管发令的名分不够了,要有一个能写进典章、能和前代并列的国号。
乾元两个字
取「乾元」有讲究。前代的国号多取自地名或封爵:汉取自汉中,唐取自唐国,宋取自宋州。元不一样,它不来自哪块封地,直接取自经书。
这一步把名分从「我占了哪里」换成了「我承了什么」。诏书里那句「绍百王而纪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于这条统绪怎么接,接谁不接谁,当时朝中争论不少,诏书只用一句话带过。
取经书里的字作国号,前代也有先例,但多是取一两个吉字,不点出处。元代把它写进诏书,等于给国号留了一条可查的来路。后来的明、清,国号又回到地名与封号的老路上,不再引经据典。
第二年城名也改了
国号定下不久,城名跟着改。至元九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此前的至元元年八月,才把燕京改称中都;八年之间,这座城从燕京到中都,再到大都,换了三次写法。
城名不是小事。城门额、官署牌、驿站的铺程单、税册的封面,都要写城名,改一次,底下的簿子就要重抄一遍。抄的人不关心名分,只关心哪一格写哪两个字。
八年间这座城换了三次写法:燕京、中都、大都。前两次是改,第三次是定。定下来以后,元代一百多年没再动过。
文书上的写法
元代公文的抬头有固定的次序:先国号,再年号,再月日,再事由。国号一改,格式里多出的那一截要挤进纸的边距。
石碑上也是这样。此前的碑刻落款写年号,此后多写成「大元至元某年」,两个字并排。刻碑的人要重新量石面,把行距放宽一格。
一个国号要走多远
国号定下的时候,只在诏书里。要走到州县,还得几年。
改法起初不统一。有的地方写「大元」,有的写「大元国」,有的仍旧写「大朝」。这不算错——上头没有发下统一的格式,底下就照旧例抄。要到典章颁行、格式定死,写法才慢慢一样。
统一之后,抬头成了定式:国号在前,年号在后,中间不加「之」字。此后元代的碑刻、文书、书籍牌记,都按这个次序写。
九十七年之后
国号用了九十七年。洪武元年,明军入大都,元廷北走,国号留在史书里,成了一个朝代的名字。
「元」这个字后来被反复解释。有人说取自「元者善之长也」,有人说是取「始」义,也有人说只是从「乾元」里截了两个字。诏书只写了八个字,没有再多解释一句。
乙亥这两个字压在诏书末尾,笔画不多。此后路府的文书抬头要多走两个字,抄惯了的人落笔不用再想。名分落纸,最先变的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