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里的那一叠奏
三月的开封,天还凉着。政事堂的案上摊着一叠奏状,九个人联署: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梅挚、曾公亮、王洙、孙甫、刘湜。
奏状说的是一件事: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才。结论是:让士都土著,教之于学校。
范仲淹等几个人早就在说这个话。诏下近臣议,议出来的就是这一叠。
朔日之后十三天
这一年的三月初一是癸亥。
诏书是乙亥发下去的,即三月十三。中间隔了十二天——从朔日到诏下,走了将近半个月:奏状要过中书、过枢密,要拟定条文,要写进诏里,还要颁到诸路。
诏文里的话不多,条条都是硬的: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试于州者,令相保任。
后面还有七条禁: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籍非本土假户、父母犯十恶、工商杂类或尝为僧道,都不得预进士试。
三百日算不过来
「三百日」这一条最要命。
诏是三月十三下的,秋试在八月。从三月十三到八月初,满打满算一百一十天。新来的士子要在学三百日才能应试,这一年谁也够不上。
所以诏里还有一句:旧尝充试者,百日而止。以前考过的人只算一百日——这一句是给当年留的口子。至于头一回下场的,这一年只能等。
一道诏书的效力,撞在历法的墙上:日子不够,条文就落不了地。这不是谁疏漏,是写诏的人知道,规矩要从下一年才真正开始算。
三场怎么排
科举本身也改了。旧制重诗赋,讲究声病对偶;新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罢帖经、墨义。
先策问的是治乱,次论问的是经义,诗赋退到第三场。这一改,等于把「会做诗」从第一位挪到了第三位。士子通经术、愿对大义的,可以试十道,晓析意义为通,五通为中格。
被罢掉的帖经和墨义,考的都是记诵:帖经把经文掩去几个字,让考生补出来;墨义就经文直问直答,答的是注疏的原话。两项都能背,也都能在一天里评完。换成策论,考官要多费许多工夫,这正是后来反对的人抓住的地方。
范仲淹的意思在这里:取士要看能不能办事,不只看能不能押韵。
太学与湖州的办法
四月,判国子监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上言:汉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间;今国子监才二百楹,制度狭小,不足以容。
诏以锡庆院为太学,置内舍生二百人。五月,帝至太学谒孔子,故事止肃揖,这一次特再拜,赐直讲孙复五品服。
同月,诏下湖州,取胡瑗的学法著为令式。胡瑗在湖州做教授,立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讲经,治事斋分边防、水利、算数,各有所专。后来的「苏湖教法」,就是从这两斋出来的。
一年后就罢了
庆历五年三月,罢科举新法。
范仲淹已经离开朝廷。执政说新定的入学预试不便,且诗赋声病易考,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没有改过,得人也一向不少。三场之制废了,三百日之限也废了。
只有州县立学这一条留了下来。学校从此成了常设,士子在学校里读书、应举、等下一次机会。
乙亥,诏下
三月十三,乙亥。这一天发下去的诏,本纪里只占一行:「乙亥,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语在《选举志》。」
诏文里那些条条,后来多半废了。可「州若县皆立学」六个字没有废:此后宋朝的每一个州、每一个县,都有一所学校,有一份学田,有一个教授。写诏的人算不清三百日,却把学校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