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省的吏把册子抬上案
至治三年二月十九,中书省的吏员把几摞册子抬上案。册子是纸背装订的,一摞压一摞,抬的人得分两趟。
这一天,格例定了。
二月十九,春分刚过
二月的北方,白天开始长了。春分在二月头上过去,昼夜差不太多,衙门点卯之后还有一个时辰才见亮。
辛巳,是这一天的干支。元行授时历,历日由太史院印造,颁给百官与各路。二月十九在历本上是个平日子,不朔不望,不逢节气;可中书省选在这一天定稿颁行,是因为前一月已经把该听的都听完了——正月里,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也可扎鲁花赤不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几个人,被叫去听读仁宗朝纂集的累朝格例,一条一条过。
听读完,改定,到二月十九,事就结了。
从《泰和律》废起
元初没有自己的法典。北方行金《泰和律》,南方行南宋的条法,一国有两套尺度。至元八年,世祖下诏禁行《泰和律》,旧律一废,新的没跟上,有司断案只能援引旧例,轻重全在笔上。
至元二十八年,中书右丞何荣祖编成《至元新格》颁行,条数不多,行政规范占了大半,刑名部分仍缺。此后成宗、武宗两朝都议过修律,没有成书。
转机在仁宗。至大四年三月,仁宗谕省臣,要裒集中统、至元以来的条章,择晓法律的老臣斟酌重轻,折衷归一,颁行天下。延祐二年四月,命李孟等人类集累朝条格。至治二年十一月,御史李端又上言:世祖以来所定制度,宜著为令,使吏不得为奸,治狱者有所遵守。
转年正月听读,二月成书。
四类怎么分
全书两千五百三十九条,分四类装。
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是判过的案子,相当于把历年狱讼的结论抽出来,供后来比附;条格一千一百五十一条,是行政、民事、赋役、站赤这一类规章;诏赦九十四条,是皇帝诏令与赦文;令类五百七十七条,是补充性的细则。
四类之中,诏赦排在最前。这一点与唐宋律不同——唐律以律条为纲,元代把诏制摆在首位,皇权的位置一目了然。断例与条格并列,成文法令与司法判例互为补充,也是元代特有的体例。
书成,赐名《大元通制》,颁行天下。颁的方式是抄写发送:各路、府、州、县各领一部,儒学与廉访司另存,遇有疑狱,调册比对,比完归还。抄写的本子要校,校完在卷末记校者姓名,日后发现脱漏,按名追责。一部册子从大都走到云南,路上要走三四个月,到了还要再抄一遍给下属的州。
颁到路府以后
册子发到路府,先入架阁库,登记字号,用印。地方官断案时引用,要写明“依《大元通制》某类某条”,不许只写“例”。
这套写法改变了一件小事:过去判词里常写“旧例如此”,说不清是哪一年的例;此后要落到条号上。条号一落,案卷就可以复核,上司驳下来也有据可查。
泰定元年的译本
《大元通制》颁行的次年,泰定元年正月,朝廷又下一道令:把《列圣制诏》与此书译成蒙古文,刊本赐百官。汉文的条格,译成蒙古字之后才能进蒙古官员的手里;刊本一印,就不必再靠抄手。
再往后,后至元四年,中书命人监修新条格,至正六年四月颁《至正条格》于天下。那时距《大元通制》颁行已二十三年,距英宗在南坡遇弑,只隔了五个月又五年。
二月十九的辛巳,落在册子的序尾上。序尾写得规整:多少条,几类,某年某月某日颁行。看册子的人先看条数,很少看日子;可要是没有这一格,两千五百三十九条就没有一个起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