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殿前的丹陛上,礼部官把一张黄榜展开。永乐二年三月初四,榜首写着曾棨的名字。
从壬寅数到乙巳
《明太宗实录》卷二九记这一科,起笔是三月初一壬寅朔,成祖御奉天殿亲策举人。朔就是初一,那天的日名是壬寅。往后顺着数:癸卯初二、甲辰初三、乙巳初四。四天之后,对策阅完,擢曾棨为第一,赐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史书不写「三月初四放榜」这样一句,它把事挂在乙巳这个日名下,亲策与定名次便串在同一串六十日里。
把乙巳交回今历,落在一四〇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农历那年是甲申,公历年份与农历年本来就不必对齐;站内的历法依儒略日推日干支,六百年前的日子仍算得出日名,农历月日却只能照《实录》原文。所以这里只说三月初一、三月乙巳,不替史书补一个自造的初几。干支在这篇里是坐标,不是原因。
一科为什么要分几天
殿试不是一天里做完的事。先由皇帝临殿亲策,题目出自经籍与当世政务;举人的对策收齐,读卷官分等第,再呈御前定高下。三月初一亲策,初四定榜,中间那几天留给阅卷。榜上分三甲: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名次一定,冠服、银带与宴才跟着来。
把日子分开记,是官文书的体例。《实录》按日系事,每天先写干支,再写当日之事;乙巳底下并着擢第一、赐第、赐宴几行。读的人若只记一个公历日期,容易把初一和初四并成一日,也就看不出这科中间隔了三天。明代取士沿洪武以来的层级:乡试、会试、殿试,一层层筛上来,到奉天殿前的已是贡士。殿试不再黜落,只把名次重排一遍,所以它更像一次排序,而非又一场淘汰。
策问里问了什么
《实录》没有把策问全文抄进去,只留下亲策这件事本身。能确知的是题目由皇帝出,举人在殿上作答,卷不糊名。至于问的是历象、经籍还是钱谷刑名,卷二九的记事里没有逐条列,本文也就不替它列。记不清的字句宁可不写,这是读这一类编年材料时最省事的办法。
曾棨的名字后来常和这一科连在一起。《实录》同月还记着选庶吉士:从新科进士里再挑一批入翰林读书,善书者也在挑选之列。这一层不在黄榜上,却决定了不少人此后十几年在哪里做事。榜是一天的物,庶吉士是往后几年的事;把两件事分开看,才不会把「一榜取了多少人」和「后来用了多少人」混成一句。
榜、冠服与会同馆
黄榜要张挂,名字按甲第排开,用的是纸和墨,不是碑。榜之后赐冠服银带,再宴于会同馆。会同馆是接待来京人员的馆舍,把新科进士的宴设在那里,是礼部照章程办的一件事,与名次高下无关。这三样东西——一张纸、一套冠服、一顿饭——大概比二甲三甲的分别更容易被当天在场的人记住。
写这一科不必替谁高兴。《实录》的笔法很省,赐第、赐宴、选庶吉士各占一行,没有形容,也没有评语。可核之物就这些:榜、冠服、会同馆,以及卷二九里那几行按干支系起来的记事。后人要补细节,也只能从这里起步。
名字留在卷二九
永乐二年这一科,后来常被人从两处翻出来:一处是《实录》卷二九那几条按日系事,一处是修书开馆前后那批人的名单。两处对着看,能认出同一批读书人。取士、选庶吉士、入馆纂书,前后连着走,中间隔的不过几个月。这也是明初用人常见的一条路子:先进士,再翰林,再修书。
同类的对照还能往前后各挪一点。洪武年间开科取士时,殿试与赐第的礼仪已定下大致模样;到永乐初年,选庶吉士这一层变得更要紧。这些都属于制度层面的慢变化,不会在某一天忽然改完。本文只写到放榜那几天,至于谁后来做到什么官、哪一科共取多少人,卷二九没有逐个数,这里也不替它数。
册页上照旧写干支
礼部的存档按日子归档,日子按干支写,这是当时的通行做法,与榜上写不写干支无关。后来翻检的人先看到乙巳,才看到名字;日名排在事前面,事附在日名后面。《实录》编年也是这个次序。
曾棨的名字排在榜首那天是乙巳,六十天之后这个日名还会再轮回来,黄榜却只张挂那一回。礼部把榜录进册子,日子仍照干支写;卷二九里那一行,先有乙巳,后有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