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省长案上的一百五十卷
九月的长安起了北风。中书省的廊下摆开一溜长案,一百五十卷新写的礼书按吉、宾、军、嘉、凶五部码着,卷口还带着新纸的涩味。
萧嵩一卷一卷点过去。吉礼七十五卷压在头里,后面是宾礼二卷、军礼十卷、嘉礼四十卷、凶礼二十卷,另有序例三卷。点完,奏上,制曰所司行用。从这一刻起,朝廷的大典礼有了可以照抄的本子,礼官不必每遇一事就临时议一回。
他的官职是中书令。这部书最后三年的总裁也是他。前面写书的人换过好几拨,他是收尾的那一个。
唐初的礼没有定本
唐初没有一部定了稿的礼书。遇到大事,礼官临时议,议完就散,下一次再议,未必还照上一次的做法。
贞观年间修过一部《贞观礼》,显庆年间又修过一部《显庆礼》。两部书前后不同,同一个仪式在两本书里能写出两样做法:用几件器、行几遍礼、谁先谁后,各有各的说法。礼官翻书的时候要先决定信哪一本。
开元十年,国子司业韦縚被派去掌五礼。这个差事的意思是:管着,别出错。可管着管着,问题还在原处——没有定本。
一道奏疏引出的折衷
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了一道疏,主张删去《礼记》旧文,把本朝的制度补进去,编一部合于当今的礼书。诏付集贤院议。
张说不同意删。他的理由是《礼记》不刊之书,去圣久远,改不得。但他也承认,贞观、显庆两部礼前后抵牾,应当折衷,做一部唐礼。
折衷的方案准了。诏集贤院学士徐坚、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三个人都是能读通《三礼》的人,可读得通不等于写得完。
十几年没写完的书
书写了十来年,没写完。李锐死在半路上,徐坚、施敬本也各有迁转,草稿堆在集贤院,一叠一叠压着。
张说死后,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接着管这件事。他做了一件务实的事:奏请让起居舍人王仲丘来具体撰定。王仲丘手上有了前十几年的草稿,也有了张说定下的口径,剩下的活是把条目一条条落到实处:某一个仪式用几件器、行几遍礼、乐用几成、执事者站在哪个位置。这些不能凭文采写,只能翻旧档,一条一条对。
对不完的,就按贞观、显庆两礼里更近古的那一条。
百五十二仪怎么排
成书一百五十卷,五礼之下共百五十二仪。《通典》记的是一百五十一,差一条,是后人统计口径不同——同一部书,有人把序例里的条目算进去,有人不算。
吉礼五十五仪居首,从圜丘祭天一路排到拜扫;宾礼六仪,从蕃国朝见到燕蕃使;军礼二十三仪,从亲征到傩;嘉礼五十仪,从皇帝加元服到宣赦;凶礼十八仪,从振荒到王公礼制。
这个次序不是随手排的。祭天的圜丘定在冬至,祭地的方丘定在夏至,这两个日子不是礼官挑的,是历法算出来的。历把冬至推到哪一天,圜丘的礼就在哪一天行;历法差一日,礼就跟着差一日。礼书能定的是仪注,定不了日子。日子在历上。
所以一部礼书把吉礼摆在最前,实际上是把自己摆在了历法的下游。
颁下去之后
九月颁行。中书令萧嵩赐绢彩二百余段,参与纂修的各赐一百段。此后唐的五礼之文算齐了,后世用它,虽有小小增损,大处不能出这个范围。
贞元年间,朝廷把《开元礼》设为一科,习此书的人先授太常官,备讲讨。一部礼书成了入仕的一条门路。开元二十六年六月,渤海遣使求写唐礼,许之。
书就这样出了长安,往东过了海。
本纪里留下的那一行
九月初五,乙巳。这一天的长安还没入冬,冬至圜丘的仪注已经躺在第七十五卷里等着了。
一百五十卷书里没有一处写到这一天。写书的人把日子交给历,把仪注留给自己。只有《旧唐书》的本纪替他记了一行:九月,乙巳,中书令萧嵩等奏上《开元新礼》一百五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