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日 732年10月2日 · 唐开元二十年 · 壬申年 · 乙巳日

一部礼书为什么把祭天的仪注排在最前?0732年10月2日,壬申年九月初五

一百五十卷抬进中书省,管的是一年里的日子

正文约 1395 字

中书省长案上的一百五十卷

九月的长安起了北风。中书省的廊下摆开一溜长案,一百五十卷新写的礼书按吉、宾、军、嘉、凶五部码着,卷口还带着新纸的涩味。

萧嵩一卷一卷点过去。吉礼七十五卷压在头里,后面是宾礼二卷、军礼十卷、嘉礼四十卷、凶礼二十卷,另有序例三卷。点完,奏上,制曰所司行用。从这一刻起,朝廷的大典礼有了可以照抄的本子,礼官不必每遇一事就临时议一回。

他的官职是中书令。这部书最后三年的总裁也是他。前面写书的人换过好几拨,他是收尾的那一个。

唐初的礼没有定本

唐初没有一部定了稿的礼书。遇到大事,礼官临时议,议完就散,下一次再议,未必还照上一次的做法。

贞观年间修过一部《贞观礼》,显庆年间又修过一部《显庆礼》。两部书前后不同,同一个仪式在两本书里能写出两样做法:用几件器、行几遍礼、谁先谁后,各有各的说法。礼官翻书的时候要先决定信哪一本。

开元十年,国子司业韦縚被派去掌五礼。这个差事的意思是:管着,别出错。可管着管着,问题还在原处——没有定本。

一道奏疏引出的折衷

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了一道疏,主张删去《礼记》旧文,把本朝的制度补进去,编一部合于当今的礼书。诏付集贤院议。

张说不同意删。他的理由是《礼记》不刊之书,去圣久远,改不得。但他也承认,贞观、显庆两部礼前后抵牾,应当折衷,做一部唐礼。

折衷的方案准了。诏集贤院学士徐坚、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三个人都是能读通《三礼》的人,可读得通不等于写得完。

十几年没写完的书

书写了十来年,没写完。李锐死在半路上,徐坚、施敬本也各有迁转,草稿堆在集贤院,一叠一叠压着。

张说死后,萧嵩代为集贤院学士,接着管这件事。他做了一件务实的事:奏请让起居舍人王仲丘来具体撰定。王仲丘手上有了前十几年的草稿,也有了张说定下的口径,剩下的活是把条目一条条落到实处:某一个仪式用几件器、行几遍礼、乐用几成、执事者站在哪个位置。这些不能凭文采写,只能翻旧档,一条一条对。

对不完的,就按贞观、显庆两礼里更近古的那一条。

百五十二仪怎么排

成书一百五十卷,五礼之下共百五十二仪。《通典》记的是一百五十一,差一条,是后人统计口径不同——同一部书,有人把序例里的条目算进去,有人不算。

吉礼五十五仪居首,从圜丘祭天一路排到拜扫;宾礼六仪,从蕃国朝见到燕蕃使;军礼二十三仪,从亲征到傩;嘉礼五十仪,从皇帝加元服到宣赦;凶礼十八仪,从振荒到王公礼制。

这个次序不是随手排的。祭天的圜丘定在冬至,祭地的方丘定在夏至,这两个日子不是礼官挑的,是历法算出来的。历把冬至推到哪一天,圜丘的礼就在哪一天行;历法差一日,礼就跟着差一日。礼书能定的是仪注,定不了日子。日子在历上。

所以一部礼书把吉礼摆在最前,实际上是把自己摆在了历法的下游。

颁下去之后

九月颁行。中书令萧嵩赐绢彩二百余段,参与纂修的各赐一百段。此后唐的五礼之文算齐了,后世用它,虽有小小增损,大处不能出这个范围。

贞元年间,朝廷把《开元礼》设为一科,习此书的人先授太常官,备讲讨。一部礼书成了入仕的一条门路。开元二十六年六月,渤海遣使求写唐礼,许之。

书就这样出了长安,往东过了海。

本纪里留下的那一行

九月初五,乙巳。这一天的长安还没入冬,冬至圜丘的仪注已经躺在第七十五卷里等着了。

一百五十卷书里没有一处写到这一天。写书的人把日子交给历,把仪注留给自己。只有《旧唐书》的本纪替他记了一行:九月,乙巳,中书令萧嵩等奏上《开元新礼》一百五十卷。

出处与核校:《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年九月乙巳中书令萧嵩等奏上开元新礼一百五十卷制所司行用;《新唐书·礼乐志》王嵒上疏、张说议折衷贞观显庆礼、徐坚李锐施敬本撰述、萧嵩奏王仲丘撰定;《玉海》卷六九开元礼条(卷次分合、五礼仪百五十二);《唐会要》卷三七开元二十六年六月渤海求写唐礼。乙巳复算为九月初五。

本栏目为文学创作与文化普及,只述历法事实与史实,不作吉凶福祸推断, 亦不对真实历史人物作命理定性。文中公历日期与干支均可依历法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