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漆牌楼下头排着队,牌楼后头是物华天宝四个金字。戊辰年九月二十,中华国货展览会在新普育堂开幕。
原定十月十日
会本来定在十月十日。那年四月,工商部以策进工商、提倡国货为由,与上海市总商会合办,张定璠、赵晋卿、虞洽卿等六十人进了筹备委员会。会场却一时定不下来:租界里的大楼与会堂虽多,中国人办大型活动要受掣肘,何况把国货展览摆进租界,与办会的由头也不合,于是改在华界的南市、闸北之间找。
陆伯鸿听说后,愿意把新普育堂的房子与场地无偿借出来。屋子当时还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队和医院占着,八月底才迁走,展览会因此顺延。从十月十日推到十一月一日,晚了二十二天;这二十来天不是选出来的吉日,是腾房子的工期。
一座红房子借出来的会场
新普育堂是慈善机构,一九一三年由几家善堂合并后在陆家浜南新建,房屋多用红砖,本地人叫它红房子。主体是山字形,东西两侧各一幢三层楼,中间一座大教堂,楼前有一方宽操场。楼房正好做陈列室,操场正好容人,教堂与连廊都能派上用场。
新普育堂的前身是同治年间官办的普育堂,民国初年几家慈善组织合并,由陆伯鸿在陆家浜南另建新舍,收养孤儿,兼抚育、医治孤寡病残。这样一处院落借来做展览,房子与操场都是现成的,不必为两个月的会期另盖一栋。
门前原是一条煤屑铺的无名小路,因为通往会场,拓宽重筑为柏油路。开幕那天,路口搭起一座中国式红漆大牌楼,上盘金龙,牌楼之后镶着物华天宝四个金字;军警列队于大门两旁。《申报》当日的报道还记了里头:游艺场备有中国艺术,可容千人,全场白漆,窗垂黑帘,映中国电影的戏台作半圆形,幕为蓝色,铜栏金炬,件件取国产。
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一种
展品按类摆开:食用原料、制造原料、饮食工业品、纺织工业品、建筑工业品、家庭日用品、艺术与欣赏品、教育与印刷品,共十四类。全国二十二个省、四个特别市送来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一种,上海一地三千七百九十八种,为各处之最。陈列室分设在东西两苑楼房里,先施、永安、商务印书馆等商号另辟专厅。
上海市政府摆的是市政模型,把规划的图样做成台子给人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布置了一间,陈列自家业务。展品不全是能买走的东西,模型、表格、成绩册也算展品——展览会要让人看见的,是「造得出」这件事本身。
机器在展厅里转
最招人的是会动的几样。一些机器厂家现场表演织布、抽水、印刷、钉书,机器转起来,工序就摊在观众眼前。当时新兴的珐琅、玻璃工业头一回大规模露面,产品摆在同洋货相邻的柜里,看的人自己比。
会场按地区与行业设过宣传日,也办游艺会,梅兰芳、程砚秋等到场演过戏。会期原定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赶上元旦又加展三日,到一九二九年一月三日才落幕,前后两个月余。散场之后,煤屑路留下的名字反而比展品更久:那条路后来叫国货路。
门券上的路名
改名的确切日子,材料里没有。留下的线索是几张门券:入场券与游艺大会入座券上印的地址还是南柘路,庆祝大会券上已写成国货路,由此只能推到开幕日前后,再精确就没有凭据了。会开了六十四天,路名在券面上换过一次。
戊辰年九月二十,日干支乙巳。券面印的是地址、场次与价目,牌楼上嵌的是四个金字,没有一处写干支;历书翻到九月二十,那一行才是乙巳。牌楼拆了,展品各自运回原处,红房子还在,路名也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