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十二月初一,三家历法都算定这天早上有日食,遣官测验的事也准了。到那天,天阴下雨,测验停了。
三家的数,一个没验成
《清史稿》卷四五《时宪一》记:顺治二年六月,若望等言,旧法推算本年十二月己卯朔辰时日食三分强,回回科算见食一分弱;依新法推之,止应食半分强,且在日出之前,地平上不见,请临期遣官测验。从之。至期天阴雨,推验事遂辍。
三个数摆在一起:大统旧法三分强,回回科一分弱,新法半分强;新法还多一条判断——食在日出之前,地平上根本看不见。这不是「谁算得准」的争论,而是三套算法对同一场交食给出的三个食分与一个可见性判断。请测验是六月的事,准了;到了十二月朔,天不作美,谁也没能拿实测出来判。
材料没有记那天遣了哪些官、带了什么仪器、在何处候到几刻。能写的只有「至期天阴雨,推验事遂辍」九个字。正文不补现场,也不推测若天晴会是哪一家验。
公历已经翻年,历书还没有
「顺治二年十二月初一」由站内天文路径反推,为公历一六四六年一月十七日,日干支己卯,与史料「十二月己卯朔」互证。这里有个容易看错的地方:公历年已经写成一六四六,农历却仍在乙酉年腊月,正月初一还要等一个多月。所以年干支按农历年仍取乙酉,不按公历换岁,也不按立春改岁首。
站内的日干支走儒略日算法,与农历换不换年无关,一天接一天排下去;年干支则跟着农历年走,公历元旦与农历正月初一之间的这些日子,两套纪年本来就错开。这一篇的钩子就在这里:不是事件特别,是两套历在同一天给出了两个不同的年。
顺治元年六月壬午、十一月己酉两篇也都落在甲申年,那时公历与农历的年号还大体同步;到这一日,公历已先行一步。
为什么还是要请测验
顺治元年八月丙辰朔日食,大学士冯铨同汤若望携窥远镜等仪器赴观象台测验,惟新法一一吻合,大统、回回两法俱差时刻,新朝据此把历法定名「时宪」、十月颁顺治二年时宪书。既然已经改用新法,顺治二年六月为何还要为一场日食请遣官测验?
《清史稿》卷四五没有解释动机,只记「请临期遣官测验,从之」。可确认的是,改历之后钦天监仍按年推算交食,遇有旧法、回回科与新法推算不一致时,测验仍是判别的办法;回回科此时也还在监中并出数,「复立回回科」的争议要到顺治十四年吴明炫奏请时才起。把这一年六月的请测验写成「新法地位未稳」是推断,正文不取。
同一卷还记顺治二年十一月汤若望以徐光启所译《崇祯历书》改名《新法历书》进呈,上命发监局官生肄习、宣付史馆。掌印、进书、请测验,是同一年里三件各自系时的事,不该压到十二月初一这一天。
没验成之后
这场日食没能判明,三家的分歧也就留在纸上。此后《清史稿》卷四五记新法行用十余年,到顺治十四年吴明炫奏新法之误、请复立回回科,杨光先进《摘谬论》《选择议》攻击新法;康熙三年历狱起,新法一度废止,复用大统旧术;康熙七年十一月特派员察勘两造实际观测,证明新法优于旧法,九年复行时宪历。这些都是后话,与一六四六年一月的阴雨没有因果,只是说明当日「辍」字之后,测验这件事并没有就此不再举行。
崇祯年间新旧两法比了八次,靠的都是窥管、日晷与官生到场;顺治二年这一次,器物与人都在,缺的是天。把这一点写清楚,比替三家判个高下更贴材料。
历书末页仍是乙酉
交食推算单按初亏、食甚、复圆分刻,注明见食与否;十二月初一这一格,单上写着己卯,纸上却没有添上实测的一行。公文署的是顺治二年腊月,公历已到一六四六年一月十七日;历书翻到末页,年干支仍是乙酉,要等正月才换成丙戌。己卯这一日按六十日一轮照旧往下排,与那天有没有看见日食,本来就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