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未日 1645年5月26日 · 清顺治二年 · 乙酉年 · 癸未日

一部前朝史要配多少人抄写?1645年5月26日,乙酉年五月癸未

十一员副总裁、九员纂修之外,还列了五十三员收掌与誊录

正文约 1419 字

五月初二,内三院的奏本递进宫。六位大学士列名在前,后头附着一长串人名,按差事分作几栏。

一封奏本里的人名

《清世祖实录》卷十六记,顺治二年乙酉五月壬午朔,次日癸未,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奏称「钦奉圣谕,总裁明史」。领衔的六个人不担任抄写,他们列名在前,是要请添办事的人:詹霸等十一员为副总裁,郎廷佐等九员为纂修,石图等七员收掌,古禄等十员满字誊录,吴邦豸等三十六员汉字誊录。

把后三栏加起来是五十三员,专管收掌与誊录;加上副总裁与纂修,一封奏本里排了七十多个名字。人数写得这样细,是因为修一部前朝史先要摊开工序:谁定体例,谁纂,谁管草本收发,谁把定稿誊成满文,谁誊成汉文。奏本没有逐人写履历,只把差事与员数列清楚。

壬午朔的下一格

五月壬午是朔日,癸未就是初二。公历一六四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年干支乙酉。实录用朔日给一月定头,往后一日一格往下排,事情记在哪一格,日子就算到哪一天。这一格底下只有「从之」两个字,奏本的内容靠前文转录才留下来。

顺治二年距清军入关才一年。前朝的实录、邸报、档册散在各衙门,要修成一部书,第一步是把人凑齐、把草本收得回来。奏请的口气是「钦奉圣谕」,说明修史的旨意已在先,这一天上来的只是办事的名册。

满字与汉字分作两栏

收掌七员、满字誊录十员、汉字誊录三十六员,三栏并不等量。汉字誊录最多,与前朝文献多用汉文相称;满字誊录另设员额,是因为同一部书还要有满文本。两栏分开列,不合并成一个誊录总数,抄写这件事因此被拆成了两路。

奏本末尾还提到收发草本。草本从纂修手里出来,经收掌登记,发去誊录,誊毕再收回,往复之间最容易散失。把这一项单列,等于给纸页的来去设了一个管口。名册上最不显眼的那一栏,管的是书能不能攒得起来。

差事添在本职之外

内三院在清初掌文书、记注、翻译与讲读,各有常设员缺。奏本里请添的副总裁、纂修、收掌、誊录,材料没有写是新设额缺,还是从各衙门调来兼办;能看清的只有分派方式:一次修史之役,按工序把人从各处凑成一列,事毕各回本处。

也因为按差事排,名册才只列员额与职名。十一、九、七、十、三十六,读下来不见品级、俸给、坐班处所,也不见每人原属何衙门。草本由收发一栏管着,誊毕的册页交回何处,奏本末尾另有分派,转录所见止于「事宜」二字。这些空处留着,比替它添一套馆局规制更接近原件。

「明史馆」是后来的说法

后世常把顺治二年称作设明史馆之年。朱端强《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考过这件事:顺治朝修史在内三院,并无专设的馆局,玉芝宫是其中一处办事场所,设馆是后人追述时补出来的框架。奏本里也只见内三院大学士列名,不见馆名。

这一层分别不影响名册本身,却影响怎么读它:七十多员并非一馆的编制,是依一次修史之役临时分派的差事。人员在衙门里各有本职,誊录完毕各回本缺。材料没有写他们何时到齐、何处坐办,能读到的只有员额与分工。

名单末尾那一栏

癸未这一格,《清史稿·世祖本纪一》也系着同一件事,与实录互证;两处都不铺陈,只把日子和事对齐。修史往后的繁难,要到另几格才显出来:几年之后还有为缺卷向各衙门征文移的谕旨,那是另一次翻检,不在这份名册里。

名册末尾「收发草本」一栏排在誊录之后,位置最靠下,人数却把纸页的去向管住了。六位大学士的名字在上头,五十几个抄手的名字在下头,中间隔着十一员副总裁与九员纂修。癸未那天准下来的,是这样一张从上到下排齐的单子;至于书修到哪一年、缺的卷找回来没有,这一格没有往下写。

出处与核校:《清世祖实录》卷十六「顺治二年乙酉五月壬午朔…癸未」条: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奏「钦奉圣谕,总裁明史」,请以詹霸等十一员为副总裁、郎廷佐等九员为纂修、石图等七员收掌、古禄等十员满字誊录、吴邦豸等三十六员汉字誊录,并及收发草本事宜。朱端强《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中国社会科学报》)考「顺治二年设明史馆」为后人构建,顺治朝修史在内三院玉芝宫;《清史稿·世祖本纪一》亦系于癸未。公历由站内天文路径反推(五月初二),日干支癸未与实录互证。

本栏目为文学创作与文化普及,只述历法事实与史实,不作吉凶福祸推断, 亦不对真实历史人物作命理定性。文中公历日期与干支均可依历法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