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一场会议上,一个委员会被指派去编课本。那天是光绪三年五月十日。
五月十日,癸未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大事记》在「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下记:「五月十日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在上海召开,决议成立基督教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文名益智书会。中国始有『教科书』的名称。」今历一八七七年五月十日,站内历法复算日干支癸未,年干支丁丑,即光绪三年。这一天的农历月日,大事记那条没有写,正文只按公历与干支定位。
这一条讲的是三件事:开会、设委员会、定中文名。本文只顺着「编课本」这条线往下写,会议其余议程与教会内部事务都不涉及,也不对办学宗旨下断语。
会议定下的是一桩编书差事
委员会的任务落在书上,不在仪式上。既然各地学堂已经在教算学、地理、格致一类功课,就得有一套能照着讲的课本;各校自译、自抄、自用,深浅不一,先生换一任便换一套。设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为的是把选书、译书、印书拢到一处,让不同学堂拿到的是同一本。
「益智书会」是这个委员会的中文名,四个字里没有「学校」,也没有「教」,倒把用途说得更宽:书是给学的人用的。地方志那一条特意记下「中国始有『教科书』的名称」,可见当日真正留下痕迹的是一个词,而不是某一册具体的书。
学堂里当时用什么
中国作家网《人文学科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记,晚清至「五四」,科学概念的中文表达多源自宋明理学:格致学、格物学、穷理学、理学、理科等等。传教士用儒学术语去译西方的科学概念,丁韪良一八六八年的《格物入门》、韦廉臣一八七六年的《格物探源》,都以「格物」对译 science。同一套旧词被拿来装新内容,课本里便常出现字面熟悉、讲法却生疏的段落。
上海那时已有几处能印书的地方。地方志《大事记》同年之前记:一八七六年二月九日《格致汇编》创刊,三月三十日申报馆另出通俗增刊《民报》,七月六日《益智新录》月刊出版;一八七七年六月六日申报馆创刊《瀛寰画图》,图画为英国画师所绘,文字说明蔡尔康作,英国印刷、上海装订发售。课本要印,印力是现成的,缺的是统一编定的稿子。
教科书三个字怎么来的
「教」「科」「书」都是旧字,凑成一词却指新东西:按科目分、按程度排、供课堂逐课用的本子。它与「丛书」「类书」「读本」都不同,后者按门类或按篇卷编,前者按学期与功课编。地方志把这一词的出现系在益智书会成立之日,说的正是这个分别被定下名字的时刻。
同一个「科」字,后来还有别的去向。中国作家网那篇记,梁启超一九〇二年开始使用「科学」一词,而他同年那部带科学史性质的著作仍题为《格致学沿革考略》。新词与旧词并行了好一阵,课本封面上的题名,也就跟着换过几回。
格致书院在同一座城里
中国作家网那篇另记,一八七四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倡导建一个阅览室性质的格致书院,后经傅兰雅提议与董事会批准,改设为工业技术学校和自然科学的研习与教育机构,英文名 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一八七六年二月九日,傅兰雅、徐寿创办《格致汇编》;一八八五年傅兰雅再办格致书室,是中国第一家科技专科书店。
校、刊、书店三样都在上海,用的都是「格致」。委员会要编的课本,与这几处的功课、译稿、书目难免互相借用,但它们是不同的机构:一个开会定名,一个招生讲课,一个按月出刊,一个卖书。把这几桩并排看,才见得出「编一套书」在当时究竟牵动多少已有的摊子。
会议的记录按例只写年号与月日,癸未这个字在当年时宪书的页眉上,与五月那一格相对。名字定下之后,页眉照旧一天一格往下排;等第一批课本发到各校,封面上印的已是「教科书」三个字,而书里讲格致的那几课,还沿用着宋明理学的旧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