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诗局的雕版收了工,卷首还空着一页。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一篇御制序补了上去。
四月十六,戊戌
史料给的是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冠于卷首,曹寅主持的扬州诗局所刊九百卷至此全帙告成。公历一七〇七年五月十七日是通行换算,站内历法依儒略日推这一日的日干支,得戊戌;那年农历是丁亥。
早年条目常要分开交代两套日子:农历月日照史料写,日干支由算法给,公历换算与当时行用历法可差数日。这里也一样,丁亥说的是年,戊戌说的是日,两串各有轮法。干支在本文里只用来定位,不拿来附会刊书的迟速。
两部底本凑成一部
《全唐诗》不是从头一首首采来的。底本主要有两部:季振宜据所见唐诗旧本辑成的《唐诗》稿,与胡震亨《唐音统签》。前者收罗较富,后者按时代与体裁分部、考订较细。诗局把两部并起来,去重、补阙、编次,再按帝王、后妃、乐章、诸家、释道、闺秀等类排开,成九百卷。
这样的工程,难处不在雕版,而在先定一个可据的文本。同一首诗常在不同集子里字句互异,校刊者要决定从哪一本、是否出校记。康熙命曹寅在扬州设局,又点彭定求等十名翰林分任校刊,正是把这层判断交给专人。写刻精整、纸墨讲究,后来有「康版」之称,说的也是这一批内府写刻本的样子。
十个人校一卷
扬州诗局不是官刻常设的衙门,而是为一部书临时设的局。曹寅以江宁织造兼理,局里分工写样、校勘、雕版、刷印各有人手;翰林负责定文,匠人负责上板。九百卷要一卷卷过,序、目录、凡例还得另刻。
内府写刻与坊间刻本的分别,先在写样:字由专人以端正楷体录出,再交匠人上板,一笔一画都有定式;坊刻为省工,常由匠人直接写板。九百卷若逐卷换手,前后字迹便难齐整,所以诗局要把写样的人固定下来。纸、墨、装订也有定规,成书后每函的厚薄、书签的位置都要一致。这些琐碎处不进书目,却决定了官刻本一眼能认出来的样子。
能确知的是这几个环节与人名,至于每日刻多少版、用工几人、耗银若干,档案与后来的考订文章各有说法,本文不替它们挑一个数。记不清的工价与印数,写了反倒让这一页显得比实际更清楚。
卷首补上的序
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曹寅等进《全唐诗表》称书成;到次年四月十六日,御制序写成颁发,补刻置于卷首。也就是说,书版先已就绪,序是后添的一页。官修大书常有这个次序:正文校刊完毕,进呈表与御制序随后补入,卷首才算齐整。
序的作用是把这部书定为官定之本,与私家选本区别开。对当天在诗局的人来说,它更像一道收尾的工序:多刻一版、多刷一页、把新页装进已订好的头函。本文不引序中字句——序文流传版本不一,未核到当日写本之前,转述其事即可。
九百卷怎么数
九百卷是个大数,却不是一天刻出来的。从奉旨设局、底本汇集、翰林校刊,到写样上板、刷印装订、进表、补序,前后跨了两三年。四月十六日之所以能被单独指出来,是因为卷首那页在这一天补齐,全书从此有了定本的样子。
拿它和同期别的内府刻书作对照,流程大同:先开局、再校刊、后补序;不同的是这一部以两部私家辑本作底,校勘的分量格外重。至于后来各本据康版翻刻、增补,乃至《全唐诗》成为检索唐人诗作常用的总集,都是往后百余年的事。
序写成那天是戊戌,卷首多出一页,九百卷从此有了开头。书版上刻着卷次与篇目,日名不在版上;六十天后戊戌又轮回来,诗局的匠人已在刷下一部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