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简把一份活字套版样本随折呈上,折子里先算的却是账:板片浩繁,逐部刊刻亦需时日。
折子里算的是板片和工料
乾隆三十七年诏修《四库全书》时,采进的书分作应抄、应存、应刻三类。应刻那一类,是「实在流传已少,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者」,既要抄进全书,还要另刻印行以广流传。金简以内务府大臣管理武英殿事务,奉旨承办这批应刻书。
他先照老办法雕版印了四种,随即发现数目不对。若一部书刻一整副板片,几百种书要堆多少木板、刻多少工、等多久。折子里的原话是:「但将来发刊,不惟所用版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时日。臣详细思维,莫若刻做枣木活字套版一分,刷印各种书籍,比较刊版工料省简悬殊。」
这里没有讲道理,只比两样东西:料与时。整版是每部书各刻一副,用完只能存着;活字是一副字模反复拆摆,印完归盘,下一部接着用。折后附的样本,是把《永乐大典》里的诗用活字套版摆出来的一页,让御前能直接看见成品。
十五万字怎么挑
难处在于汉字字数太多。金简给的解法是按韵书限定范围:「臣谨按御定《佩文诗韵》详加选择,除生僻字不常见于经传者不收集外,计应刊刻者约六千数百余字。」六千多个字头,并不各刻一枚——虚字与常用熟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约需十万余字;小注用的小号字也照此加倍,约五万余字。「大小合计不过十五万余字」。
这个「不过」,是对着雕版的板片说的。常用字多备,生僻字不收,遇着实在要用的冷字再临时补刻。摆印的办法写得也直白:「遇有发刻一切书籍,只须将槽版照底本一摆,可刷印成卷。」槽版是排字的版框,底本是抄好的书稿,字模按行拣出、挨次摆进去,刷墨覆纸即成一卷。
奏折后来收进《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卷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数位典藏还存着这段摘录。乾隆看后要求增补活字,最终刻成枣木字二十五万余枚,比金简原算的十五万又多出十万。
癸丑与十月廿八
折首署「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按农历反推,这一天是公历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日干支以儒略日算法推得癸丑,前一日壬子,后一日甲寅。年干支按农历年是癸巳。
年与日都属「癸」,也不是什么六十年一遇:年干支六十年一轮,日干支六十天一轮,一年里撞上同天干的日子有六回。癸巳管这一年,癸丑管这一日,两下各走各的。
奏折的日期栏只填年号与月日。癸丑是历法编给这一日的号,跟字模该刻多少枚、枣木还是梨木,一点关系也没有。
御批四个字,改名两个字
御批是「甚好,照此办理」。乾隆又嫌「活字版之名不雅驯,因以聚珍名之」,此后活字印书多冠「聚珍」二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名由此而来。一个管工料的建议,四字照准、两字改名,就定了下来。
这也不是宫内第一次用活字。康熙十九年设武英殿造办处,雍正七年改称修书处;雍正三年《古今图书集成》定稿,交武英殿以铜活字排印,约三十万枚铜字,只印了六十四部。乾隆初年京中铸佛缺铜,这批铜活字被熔毁另作他用。金简另起炉灶时,手边已没有那副铜字。
木与铜的分别不只在料。铜字铸成难改,木字可随时补刻;枣木纹理密、硬度适中,适合反复上墨。乾隆四十一年,金简把整套工序编成《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序里说要「俾海内欲将善本流传之人皆得晓此刻书简易之法」,从造字、刻字、摆版到刷印,逐项配图。这部讲工序的书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
一百三十四种书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最终刊行一百三十四种、二千四百余卷,其中多数是从《永乐大典》里辑出的宋元佚书。四库馆辑佚,武英殿摆印,两处差事在同一套字模上接了起来:一边把散在《大典》各韵下的段落拼回成书,一边把拼好的书摆成一页页可刷的版。
字模用完拆版归盘,下一部再照底本摆一遍,枣木的纹路随墨留在纸上。折子署的仍是十月廿八,癸丑那一格早已翻过;后来金简把怎么摆槽版、怎么分大小字、怎么备常用字都写进《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连图一起刻了出来。书印完了,讲怎么印的书还留在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