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随驾名单先定了下来,第六趟南巡当天启銮。
名单上列着三个皇子
故宫整理的《一、六次南巡概述》记这一趟的出发日,也记了随驾的人:皇十一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名单一共三行,写在启銮那一条里。
南巡的随行队伍向来说得细:王公、大臣、侍卫、执事各归各的档,沿途供给按等第办。皇子随驾要另备骑从、另定驻跸的房舍,行程册上多出来的这几行,与阅视河工、召见地方官的条目排在同一日底下。
六趟里,前几趟的随行名单并不相同。到第六趟,随驾的是这三个,材料只列排行,此处也只照录排行,不替它补名字与后来的事。
名单之外另有随行职事与沿途供给的册子,同一次差事由几个衙门分头承办;这些册子同样按日署款,却很少被后来谈南巡的文章引用。档册留在库里,文章刻成书行世,两条路各走各的。
闰三月又多出一个月
这一年农历有闰三月。站内天文路径把闰三月初一落在公历一七八四年四月二十日;从正月二十一启銮算起,行程里因此多出整整一个月。
多出来的那个月照旧从朔排起,另有自己的初一与十五;公文里写作「闰三月某日」,与前面的三月各算各的,逐日册须在三月之后另起一段。
淮安平桥一带留下的驻跸记录,把哪日在舟、哪日在岸排成一行行;清口那几日的阅工另起条目,不与行程混写。多出的三十格,格数不减,事也不必另找名目。
这一趟启銮的公历日是一七八四年二月十一日;历书那一格记甲辰年,丁未。
逐日册与事后的一篇记
同一次南巡,至少留下两种写法。一种是逐日的:某日驻某处、行若干里、阅某工、赐某物,只记发生了什么,不追问为什么。另一种是事后的:把六趟合起来看,讲起于何事、办了哪些、成效如何。
前一种靠档册与方志,一天也缺不得;后一种靠一支笔,成篇之后便不再按日展开。《南巡记》属后一种,与前一种摆在案上,翻法完全不同。
逐日册里的「正月二十一」只占一行;在事后那篇记里,这一行要并进「第六次」三个字底下,与前面五趟的启銮日一起算。
同一趟还有第三种记法:起居注按日随驾而记,实录按月编年,方志只取与本境有关的那几日。某日在何处、见过谁,三种册子详略不一,得并看才排得齐。它们都不是为那篇《南巡记》准备的,只是各自照本衙门的规矩往下写。
杭州写下的《南巡记》
《乾隆皇帝南巡与镇江》里留着一句:乾隆在杭州写下《南巡记》一篇,叙述六次南巡的原因、目的及成效。写在杭州,是这一趟行程中的事;写的却是六趟,包括已经过去几十年的头几趟。
「六次」这个数目要先有前面五趟的档,才数得出来。第一趟启銮时,没有人知道后来会有第六趟,也不会替它预留一格;等第六趟走到杭州,回头才把日子排成一二三四五六。
于是那一篇里既有当下的行程,也有追记的旧账。两样搅在一处,读的人得分清哪一句说的是这趟、哪一句说的是六趟合起来。
这类御制文后来另有刻本与录入官书的本子,字句偶有出入。此处只取镇江文史材料转述的那一句,说明它写于杭州、写的是六趟,不铺陈全文,也不替它补出篇中未见的名目。
启銮与回銮各占一格
行程册末页另有回銮的日子,与首页的正月二十一遥遥相对。中间夹着闰三月那一个月,还有杭州写成的那篇记。
事后写的文章不改档册:启銮仍记正月二十一,驻跸仍一日一行,闰三月仍单独起段。启銮那一格,甲辰年,丁未。名单一页翻过去,队伍已经出京;《南巡记》里把它数作第六趟,要等这一趟走到杭州才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