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七年九月十九,大理太和城故址,一块仆在野地里的唐碑被重新认了出来。
苍山脚下认出《金石萃编》里那块碑
碑在太和城遗址内,高近四米,宽两米余,厚约半米;碑阳楷书约四十行,碑阴列职官题名四十余行。两面原有四千余字,清代重见时已剥落大半。唐樊绰《蛮书》称它「太和城碑」「大碑」,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始有「德化碑」之名;明万历《云南通志》收了录文,同时说「德化碑文今已剥落殆尽矣」。
乾隆年间王昶任云南布政使时访获此碑,掘出、抄录、考证,收入《金石萃编》。到阮元这一次,隔着将近四十年,碑仍在荒野里。他前一年九月刚出任云贵总督,赴滇途中还把所藏《华山庙碑》四明本带在身边,落水致霉,雇滇工重装。
九月十九在历书上的位置
换成公历是一八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农历道光七年丁亥,年干支丁亥,日干支辛酉。这个系日出自《雷塘庵主弟子记》一系的年谱,未见当日原始日记;农历月日依年谱原文称,公历由站内天文路径反推。年谱写一日,只记一件主要的事,其余行程不列。
同年二月阮元著《塔性说》,九月十九日条下记的是在大理见到王昶《金石萃编》所载的《南诏德化碑》并赋诗。一个日子能把人和碑拴在一起,靠的就是年谱这一行;写全了是丁亥年九月十九,辛酉。
诗里只说了两件事
年谱录下的诗句是:「文章与书法,确是唐贤派。上溯东爨碑,古法尚不坏。」诗见《揅经室续集》卷七。四句里没有考碑文、没有辨年代,评的是文与字,还把前一年在陆凉访得的《爨龙颜碑》拉进来作参照。那篇跋说爨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
两块碑年代不同,一处滇东、一处滇西,阮元把它们放在同一条笔法上看。总督的身份给了他调动人力、走遍属地的方便,落到纸上却只是四句诗。访碑这件事,最后存下来的是拓本和录文,石头并没有搬家。
碑字一年比一年少
《金石萃编》里还留着一段辨析:康熙《云南通志·古迹》把阁罗凤所刻分作两通,一称南诏碑、一称蒙国大诏碑,王昶据旧志说「两碑之立相距十五年,前碑已亡」。后来袁嘉谷、方国瑜考证二者实为一碑,只是文献各取一侧。一块碑被记成两块,根源都在碑字不全,只能靠书名去凑。
阮元看重的是铭文与字迹本身。他论古铜器有铭,说铭文为古人篆迹,非经文隶楷缣楮传写之比,其重与九经同之;在粤编《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刻《皇清经解》,在滇访碑,做法相通:先把字形录下来,再谈别的。
那块碑后来几度挪动。民国六年李根源把它竖起、建碑室,此后又几经修葺,碑亭与围墙都是后加的。九月十九那天见到的,是仆在野地里、字口被风雨磨了几百年的原状;后来的亭子并不属于这一日。
字口剥落有风雨,也有人为。相传碑字石粉可医目疾,历年有人挖取,破坏更甚;《景邃堂题跋》记过这个说法。明人录文与清人录文互有出入,王昶掘碑时抄的、阮福后来记的残存字,各有各的用处。同一通碑,几次摘录拼起来才接近全貌。
次年秋,阮元指导其子阮福撰成《滇南金石录》,把滇中碑版的残存情况再录一遍。从王昶到阮福,隔的是两个人、两部书,也是碑上又少掉的那些字。
一张拓片进了一部目录
阮元在粤创学海堂、刻《皇清经解》,在滇访爨碑、访德化碑,做法是一个路数:把散在野外的东西转成可以传抄、可以刻印的纸面材料。碑不必移动,录文一进目录,别人就能接着校。
苍山下的风照旧磨那块石头。年谱里那一行写着九月十九日,丁亥,辛酉;碑上被磨掉的字不回来,纸上的这一格还在。拓片若存,也只存当天拓下的那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