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日 1345年11月13日 · 元至正五年 · 乙酉年 · 辛酉日

一个人巡一道,为什么能改七百多件事?1345年11月13日,乙酉年十月十一

车里装的是簿册,路上要看的案子都记在上头。

正文约 1301 字

领了诏就出城

至正五年十月十一,苏天爵领了诏,出大都的城门往南走。车里装的是簿册,路上要看的案子、要问的人,都记在册上。

十月十一,同一个月

那一天是辛酉日。

那年十月是三十天的大月。十一日刚过上旬,京畿道的秋收已经收尾,路上的车辙被碾得很深。同一个月里还有一件大事:二十一日辛未,辽、金、宋三史修成,右丞相阿鲁图从史馆一路鼓吹导从,送进宣文阁。史书进呈与宣抚出巡挤在同一个月,一个在殿上,一个在路上。

朝廷这一次派的不是一个人。十月里连着下了几道命令:命诸臣奉宣抚巡行天下,分道而行;苏天爵以集贤侍讲学士的身份巡京畿道。京畿道是腹里,离京城最近,也最难办——案子牵着的多是京里的衙门。

奉使宣抚是怎么来的

奉使宣抚不是新设的官。世祖朝就有,遇着地方吏治败坏、灾伤频仍,临时派大臣出去,事毕还朝,印随人走,不常置。

这一次派得格外整齐:分道,限期,还朝奏事。宣抚的权限写得明白:察官吏贤否,问民间利病,凡有兴除,得以便宜行事;四品以下官有不法者,可以先拿后奏。

权限一大,考验的就是分寸。拿着这道权,可以只收状子不问事,也可以把一路的案卷全部翻过来。

七百八十三与九百四十九

苏天爵选了后一条路。

他在京畿道做的事,史书记成两组数字:兴除七百八十三事,纠劾九百四十九人。前者是改掉的弊政、办成的事;后者是被弹劾的官员。

七百八十三这个数字,落到具体的条目上,多是些琐碎东西:驿站多收的马料,税课重复征收的零头,州县摊派给里正的杂役,仓米出入的损耗。单看一条都不大,合起来就是一路的负担。九百四十九个人,也不全是大员,多数是州县佐贰、巡检、仓官这一类直接跟百姓打交道的职位。

这两组数字之所以能出来,一半靠他肯翻册子,一半靠他肯见人。宣抚的衙门设在路上,状子递进来就当面问,问完当日批;批完归档,档上写县名、事由、批语。

包韩之誉

京畿的百姓给他起了个比法:包、韩。包是包拯,韩是韩琦,都是北宋名臣。

这种比法在当时是口碑,在后世是评价。口碑的意思很具体:判案不问来头,只问曲直;办事不拖,当天能有回话。都人相传,说这位学士出巡,衙门口排队的人从早到晚不散。

他本是编书的人。早年编《国朝名臣事略》,后来又编《元文类》,把元代一百多年的文章按体分类,一部书里收了几百家的文字。编书的人有一个习惯:凡事要落到出处。这个习惯用在宣抚上,就是每一条兴除都要有案可查,每一个纠劾都要有状可对。状子按县分捆,捆上贴签,签上写县名与件数,回京之后一并交中书。

忤了时相

事办得太认真,就得罪人。

史书给的结论只有一句:“以忤时相意,竟坐不称职,罢归。”得罪了当朝的宰相,被安了一个不称职的名目,罢官回家。

九百四十九个人里,总有几个背后有人。七百八十三件事里,总有几件动到了不该动的钱。这些账在他还朝之后一笔一笔找回来,用的不是刀,是考语。

册子合上以后

那年十月十一的辛酉,写在诏尾。宣抚的期限一到,印交回中书,人还朝,册子归档。

京畿道的路后来还在,驿站还在,马料还是那么多。改过的七百八十三件事,有些留了下来,有些在他罢官之后又慢慢回到原样。倒是那两组数字留得久——后人翻《元史》,翻到苏天爵这一传,先看到的是七百八十三与九百四十九,然后才看到“罢归”两个字。

出处与核校:《元史》卷四十一《顺帝纪四》至正五年十月辛酉条;同书卷一百八十三《苏天爵传》载兴除、纠劾数与罢归事;《续资治通鉴》卷二〇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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