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戌日 1864年8月25日 · 清同治三年 · 甲子年 · 壬戌日

印书为什么要盖钦天监的印?1864年8月25日,甲子年七月壬戌

一张告示贴在县衙门前,管到了纸和一方官印

正文约 1335 字

县衙门前贴出一张纸,围过来看的人多半是印书铺的。同治三年七月廿四,告示管到了纸和一方官印。

七月廿四,壬戌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的《上海出版大事记》把这条记到日:同治三年七月廿四,合公历一八六四年八月二十五日,署上海县知县王宗濂出示,规定印售新书须自备纸张赴局刷印,并呈请钤盖钦天监印,私自翻刻者查究。站内历法依儒略日推这一日的日干支,得壬戌;那年农历是甲子。

这是本批里少见的一条:日期由官修大事记按公历逐日收录,农历月日也一并给着,日干支则由算法补上。三样对在一起,不必像宋明条目那样只凭一个日名反推。干支在这里仍是坐标,甲子说年、壬戌说日,谁也不解释告示为什么出在这一天。

纸要自己备

告示里最实的一句是「自备纸张赴局刷印」。它把印书这件事拆成两截:纸由印书的人自己备,板与刷印的场所归局。晚清上海的印书铺已不少,木刻、石印并行,翻刻别家新书是常见的营生;一纸告示先划清物料,再划清在哪儿印。

晚清上海一地,木刻、石印与铅字并行。木刻靠雕版,一部书要一块块刻;石印把原稿或手写样上石,图与文可一同落版,翻印既快又省。印书铺各自备料、各自接活,官书局与私家坊肆同处一城,同一步书往往有几种本子流通。告示里把赴局刷印写定,正是要在这种并行的局面里划出一道可查的界线。

「私自翻刻者查究」是后半句的落点。它针对的是未经呈请就照本重印的做法,不是禁人印书。本文只转述告示所管的这几件事,不引全文原话——告示原件未见影印或录文,措辞以官修大事记的摘要为限,不替它补上具体的罚则与章程条数。

一方钦天监的印

最耐看的是那方印。钦天监掌天文、历法、颁历与择日相关的官文书,印信本用在历书、奏报一类文件上;出版告示把「呈请钤盖钦天监印」写进手续,等于给刷印的准否加了一道可验的凭据。印盖在纸上,比口头准许更便于查核。

至于这道手续因何这样设、是否通行于各省,材料里没有交代,本文不作推断。能确知的只有:告示要求呈请、要求钤印,并把私自翻刻列在查究之列。写晚清制度最容易出的错,是把一个衙门的常职推成某种全局用意;这里宁可停在告示本身。

手续写在纸上

把当天的物摆开:一张贴出去的告示、印书人自备的纸、局里的板、一方官印。前两样在铺子里,后两样在局与衙门,手续把它们串成一条线。对印书铺来说,多一道呈请,就多一处要跑的地方;对县衙来说,白纸黑字贴出去,比逐家知会省事。

同类的对照可以往前后各看一点。官书局与私家书坊并行,是晚清许多地方都有的局面;上海因石印与新闻纸兴起,翻刻与代印的纠纷尤其多。别处的章程未必要求同一方印,本文只说这一张告示所载,不把它说成通例。

大事记里的一行

这条事之所以还能被指到某一天,靠的是《上海出版大事记》按年月逐条编排的体例。若只在书目或书坊掌故里提一句「同治间曾禁翻刻」,日子就丢了。官修大事记收的是事,干支由历法补,两边凑起来才有这一篇。

本文只写到告示贴出为止。此后有没有人因此呈请、钤印的册子存世几部、这道手续行了多久,材料里未见下文,不替它编一个结果。可核之物就这些:一张告示、一批自备的纸、一方印,以及大事记里的那一行。

告示贴出去那天是壬戌,纸上的字管的是纸,日名只是记着哪一天。印若盖在呈请的册页上,日期照例写年号月日;六十天后壬戌又轮回来,门前那张纸早被雨水打软了。

出处与核校: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出版大事记》同治三年七月廿四日(1864年8月25日)条:署上海县知县王宗濂出示,印售新书须自备纸张赴局刷印,并呈请钤盖钦天监印,私自翻刻查究。日期据官修大事记,日干支壬戌由历法推得,告示原话未核全文,正文只转述其事。

本栏目为文学创作与文化普及,只述历法事实与史实,不作吉凶福祸推断, 亦不对真实历史人物作命理定性。文中公历日期与干支均可依历法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