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神庙院墙里的残书
马神庙公主府那片旧院墙里,图书设备毁得厉害。庚子年间校舍被占,京师大学堂停办已近两年。
一九〇二年一月十日,清廷下令恢复大学堂,任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他接下的不是一所现成的学校,是一处待收拾的院子,和一份要从头拟起的章程。
腊月初一,公历已过元旦
这一天的两种记法错着开。公历翻到一九〇二年一月十日,农历还停在一九〇一年腊月初一,辛丑年未完。年干支从农历年取,作辛丑,不跟着公历换成壬寅;日干支癸巳由站内历法按公历推算。
岁首前后的错开,对一所按年号立案的学堂格外实在:上谕、奏折、关防文书用光绪二十七年,与洋教习订的合同、从外洋购书的单据用公历年份。同一件事摊在两套日子上,办事的人得先说明用的是哪一边。
站内历法能覆盖一九〇〇年后的农历,这一日推得腊月初一,与清末文案里的年号月日对得上。干支在这里只是个坐标,把这一纸复办上谕从前后相连的公文里分出来。
张百熙接下的那道上谕
庚子之变后清廷行新政,兴学育人被列为当务之急。张百熙此前任广东学政三年,倡设《岭南学报》,支持兴办时敏学堂,又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巡抚陆传霖一起改革书院、奏办广西学堂,办学的名声因此落到他头上。
他对重办大学堂的主张写得很不客气:先前办的属于草创,很多方面粗糙;再办不该因仍旧制,要「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还说明「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因仍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效」。
一所被占过、毁过的学堂,最缺的其实不是房舍,是人。他主张不拘成例延揽人才,对「学有根底」之人可破格重用,又定下新规:自总教习至一般教职员一律自聘,每人签聘任合同,写明职责与年限,年终稽查教课勤惰、出具考语。这些办法在当时的官办学堂里都算新鲜。
跪请吴汝纶,与一百天东游
张百熙认定「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看中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吴汝纶。吴是桐城派大家,为严复译《天演论》《原富》作过序,旧学淹贯而不鄙新知,却因京城守旧气氛太厚,三番五次以年迈体衰推辞。张百熙身着大礼服跪在他面前,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终于应下。
一九〇二年五月,吴汝纶启程赴日本考察教育,忙碌一百天后归来,把见闻编成《东游丛录》四卷呈送张百熙,不久去世。这套书成了后来拟章程时的一手参照。此外还聘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林纾副之,请孙诒让、屠寄、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等任教习,辜鸿铭受聘为副总教习而辞不就。
张百熙同时顶着另一头压力。荣禄、鹿传霖、瞿鸿禨等人在枢府不喜其所为,地方官或自行改章程,或置之不理,连周末让学生休息一天都招来匿名揭帖。他自叹一腔心血被毁一旦,却仍尽力保住新制不致全然落空。
先办预备科与速成科
章程原定大学堂设大学院、大学专门分科、大学预备科三级,另附仕学馆与师范馆。可各省新式学堂刚在筹办,专门分科没有生源,连预备科也难招到合适学生。张百熙从实际出发,暂不设专门分科,先开预备科与速成科,速成科又分仕学馆、师范馆两馆。
师范馆尤其被看重,考生由各省选送,入学后兼习人文与自然科学。他清楚各地兴学最缺的是教员,故又奏请酌派数十人赴欧美日本学教育之法,俟二三年后卒业回华充各处教习。编译教材、建设校舍、购置图书设备,几乎一切从零起。
当年十月十四日,大学堂举行招生考试;十二月十七日行入学典礼,一百八十二名学生成为首批学生。此后直到一九五一年,每年十二月十七日都是这所学校的校庆日。
关防上的两个年份
复办上谕按衙门体例填年号月日,光绪二十七年腊月初一;从外洋购书的单据写公历一九〇二年。一纸文书与一张单据并排压在案头,谁也不必替谁改口。
残书一箱箱清点,缺的另开单子去补;聘书一份份发出,合同上写年限与职责。腊月过完才是壬寅年正月,那时章程已拟到一半。关防刻光绪二十七年,购书单据写一九〇二年,各记各的。癸巳不进任何一张;马神庙的门重新开了,这才是那一日留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