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直门车站的月台
西直门车站的月台上停着一列专车,车皮不多,装的是箱子、仪器和行李。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员在这里上车,送行的人站在黄线外面。
车开出去,往西北。终点是包头——京绥铁路到那里就到头了。站台上的人没有马上散。
四月初九,癸卯
这一天在旧历上是丁卯年四月初九,日干支癸卯。卯是兔年,四月刚开头,北京的春天还没走完。
考察团的行文有两套。给中国政府打报告,用民国纪年;给瑞典方面写信,用公历;雇骆驼、算脚钱,跟蒙古族驼夫打交道,用的是旧历——哪天动身、哪天到庙上,都要说清是初几。
四月初九动身,在旧历里是个普通日子,不犯什么忌讳,也不占什么好处。队伍按铁路的时刻表走,铁路按公历排班。
为一条航线找天气
这件事的起因不在学术,在航空。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想开一条从欧洲经新疆到中国内地的航线,缺的是沿途的气象资料。一九二六年,汉莎的代表找到斯文·赫定,请他以自己的名义组织考察,条件是沿途设气象站、记录天气。
消息传出来,中国学界反对,认为这是把中国的土地交给外国人来测。一九二七年春天,北京的学术团体联合起来,同赫定谈了几个月,谈成一份合作办法:考察团挂中瑞合办的名义,中方有团长、有团员,采集品归中国,研究成果双方共享,地图测绘由中方主持。中方团长是北京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徐炳昶,瑞方是赫定。
五月九日先走的,是徐炳昶带的九名中国团员,袁复礼晚三天动身,瑞方只有赫定和医生郝默尔。李四光带着五个学生搭同一列车到包头,他是来送行的。
谈判的经过在报上登过,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写了文章;等到专车开动,争论并没有停。
中方的名单上,有考古的黄文弼、地质的丁道衡、水利的詹蕃勋、摄影的龚元忠,还有四个学气象的年轻人:李宪之、刘衍淮、崔鹤峰、马叶谦。学科铺得很开:气象、地质、地理、考古、古生物,各管一段。
二百多峰骆驼分成三路
五月十日晚到包头,铁路到头,剩下的是驼道。大队在包头停了一个多月,买骆驼、添给养、雇驼夫,五月二十日起程往北,翻过大青山,到百灵庙以西的哈那郭罗会合。
到齐之后,全团六十多人:中外团员二十八名,采集员三名,蒙汉工人三十多名,骆驼二百多峰。七月,队伍分成三路向西:北队由瑞典地质学家那林带,南队全是中国团员,由袁复礼带,中队由赫定和徐炳昶带。三路隔着一二十公里并行。
驼队走的是居延古道——汉代以来从阴山北麓往西、穿过戈壁到天山的一条老路,与丝绸之路并行。走了不到两个月,成果就来了。七月三日,刚毕业的丁道衡在百灵庙西北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估了储量,还画了图。这是考察团的第一个大发现。
六年以后装箱回来
一九二八年五月,新疆的局势变了,飞行考察做不成,汉莎撤了资助,也撤走了德国团员。赫定回瑞典筹钱,瑞典政府接手,考察才接着往下走。
一九三〇年,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海一带挖出汉简一万余枚,就是后来有名的居延汉简。考察团还在那里建了中国第一个有人值守的气象站。六年间,从西北运回岩石、矿石、化石、石器、植物标本四五百箱。
一九三三年六月,最后一名团员安博特取道印度回到北平,考察结束。出发时那句「四月初九」,六年间已经轮过三十多个癸卯;而西直门车站那列车开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条路上会挖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