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卯日 1939年3月19日 · 民国二十八年 · 己卯年 · 乙卯日

安阳那口大鼎是哪一夜被探到的?1939年3月19日,己卯年正月廿九

探杆下到十几米,拔出来,杆头上挂着一层铜锈

正文约 1309 字

柏树林里的探杆

武官村西北岗有一片柏树林,是吴家的祖坟地。一九三九年春天,族里有人扛着探杆进去,想看看地下有没有东西。

探杆是一根铁棍,一节一节接起来往下杵。杵到十几米深,忽然觉出底下不是土。拔出来一看,杆头上挂着铜锈,绿的,蹭在手上擦不掉。

正月廿九的夜

那天是农历正月廿九,正月的最后一天,公历三月十九。年才过了一个月,地里还没开冻。日干支是乙卯。

廿九是晦日,一夜没有月亮。二十来个人摸着黑下坑,铁锹碰着石子,声音传得远。挖到鸡叫,怕天亮了被人看见,把土填回去,第二天夜里再来。

安阳那时已经沦陷一年多。城里的日本兵、城外的盗掘人,都盯着殷墟这片地。殷墟从一九二八年起挖过十五次,挖出过甲骨、青铜、车马坑,名气太大,谁都想知道土里还剩什么。

挖过的地方有记录:哪条沟出甲骨,哪座墓出铜器,都写在报告里。武官村这一片不在发掘区内,属于村民自己的地,探宝的人比考古的人先到。

坑挖到十三米

第二天夜里接着挖。坑口越开越大,深到十三米,土要从底下往上倒好几手。有人下到坑底用手拨土,一截器物的口沿露出来。

起吊用的是三根圆木。木头架在坑口,挂上辘轳,绳子捆住鼎耳,二十几个人一起拽。鼎出土的时候,天又快亮了。

这口鼎通高一米三三,重八百三十二公斤。鼎身是方的,两个立耳,四足着地,腹部一圈兽面纹,中间没有接缝。铸这么大的器,得先做陶范,分块合范,范与范之间差一分,铜水就漏。

范是用泥做的。先照鼎的形状做出内范,再在外头一块一块贴泥,翻成外范,阴干、烧硬。几十块范拼起来,外面套上泥套,铜液从浇口灌进去,冷了拆范,再把范块敲掉。耳外两侧各铸一只虎,虎口衔着人头,这是商代大鼎上常见的做法。

浇铸要几座炉同时出铜,晚一步,铜液就冷在半路。这也是商代大鼎只能一件一件做、不能成批做的缘故。

锯条断了

鼎抬回村里,先埋在垃圾坑。族里商量,东西不能落到外人手里,要卖也得卖给中国人。

北平的古玩商肖寅卿专程到安阳看货,出价二十万大洋,条件是切成十块,装箱运走方便,路上不惹眼。买来锯条,几个人轮着锯。鼎身太厚,锯条断了几根,只留下几道白印。改用锤砸,也没砸开。

马棚、草料房、水槽

日本人听到风声,派兵把吴家围了。第一次只是搜了搜;第二次来了三百多人,直奔西屋马棚。领路的拐错了一个院门,搜的是隔壁。

鼎又挪了地方。先是马棚,再是东屋草料房,最后埋在东屋水槽底下,上头泼粪,盖住新土的颜色。吴培文找了一只旧铜夜壶,用布裹了几层放在床下,搜查的人把它当宝贝拿走了。

吴培文离村走了十年。鼎在水槽底下,一压就是八年。

一九四六年起出来

抗战结束后,一九四六年,当地政府知道了埋藏的位置,派人把鼎起出,先放在县政府,后来运到南京,存进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一九五九年,它被送到北京,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博物馆。

这么重的东西上路,装车要有木架,卸车要用倒链,一路上换了几拨人抬。从安阳到南京,再从南京到北京,两次搬家,鼎身上的土锈都没有清掉。

鼎腹内壁铸着三个字,旧释「司母戊」,后来改释「后母戊」,展牌上也跟着改了。三个字铸在铜里,刮不掉。

正月廿九那个夜里,探杆碰到的就是这只鼎的腹部。乙卯这两个字是那天的记号,它不记鼎,也不记人,只记日子;鼎比它沉,也比它留得久。

出处与核校:探宝经过、二十余人挖掘、十三米深、圆木辘轳起吊、肖寅卿出价与切割未成、日军搜查与转移藏匿,见人民政协网《后母戊鼎背后的故事》与河南日报《司母戊大方鼎出土地安阳武官村》;鼎重八百三十二点八四公斤、高一米三三,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说明。河南日报另记「三月十九日晨出土」,与政协网「十九日夜探得、次夜起出」略有出入,正文按后者叙述,只写探得之夜。日干支乙卯由站内历法按公历推算。

本栏目为文学创作与文化普及,只述历法事实与史实,不作吉凶福祸推断, 亦不对真实历史人物作命理定性。文中公历日期与干支均可依历法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