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巳日 1943年3月24日 · 民国三十二年 · 癸未年 · 辛巳日

莫高窟那块木牌是哪天挂上去的?1943年3月24日,癸未年二月辛巳

敞篷卡车停在皇庆寺前,牌子上写着筹备委员会

正文约 1348 字

敞篷卡车停在皇庆寺前,风沙还没落定。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莫高窟中寺门口挂出一块木牌。

二月十九,辛巳

这一天的两头都对得上:公历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站内历法给的是农历二月十九、日干支辛巳,那年是癸未。与本站里那些一九〇〇年前的条目不同,这类日子落在农历换算表的覆盖范围内,公历、农历、干支可以互推,不必只凭一个日名反推。

材料里另有一处异说:常书鸿一行抵达敦煌,也有记作三月二十七日的。本文按人民网《敦煌学的诞生与发展》所载三月二十四日写,并把异说记在出处里,不替它判定谁对。干支在这里只是坐标,不拿来解释行程;把日子写清,是为了让挂牌与抵达两件事落在同一格上。

筹备两个字

同日,教育部宣布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挂牌的是筹委会,不是研究所本身——木牌上那「筹备」两个字,说的正是机构尚未正式成立的状态。一所日后影响很大的机构,起点是一块写着临时名义的木牌。

莫高窟沿崖开凿,洞窟层层排开,前有三寺,中寺居其间,历来由寺僧照看香火与往来人等。窟区没有围墙,也不设专门的看管衙署;要在这里办公,先得有屋、有门、有一处挂名的地方。中寺现成的房舍于是成了落脚点,木牌挂在门口,等于把一纸任命落到了窟前。后来对洞窟逐一编号、测绘、临摹,都要从有一处固定的办公地点起始;编号用的是数字,看管用的是人,牌子只是最先立起来的那一件。

这类筹备名义在当时并不罕见:先设委员会、再派人、再择址,等房舍、经费、人员齐了才转正式。本文只写宣布成立与挂牌这两件,不推及此后何时转正、编制几人。材料里没有逐项给的,不补。

一行六个人

常书鸿一行六人,乘敞篷卡车经安西抵敦煌。同行的名字在几种记述里详略不一,本文只取人数与走法:从安西过来,车是敞篷的,路是西北的风沙路。三月里河西一带仍冷,敞篷车上的人一路吃了多少土,材料没写,也就不描。

抵达之后落脚在中寺,也就是皇庆寺一带。莫高窟前的寺院当时是窟区里少数能住人的房舍,办公与住宿只能先将就。把木牌挂在中寺门前,等于把机构的门牌安在现有屋宇上,没有另起院落。

中寺前的木牌

那块牌是这天最实的物:木、字、绳或钉,挂在中寺门口。牌上写的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字不多,却把机构名称与临时身份一并交代。对跟着车来的人来说,牌子挂上去,这一趟才算有了着落;对窟区来说,门前从此多了一行此前没有的字。

牌子后来是否留存、换过几回,材料里未见,本文不编。可核之物就这些:一块木牌、一座中寺、一行六人、一纸同日宣布的成立令。写文博机构的开端,容易顺手补上「从此如何如何」;这里宁可停在挂上去的那一下。

牌子挂上去之后

此后的事属于另一串年月:洞窟编号、壁画临摹、积沙清理、人员陆续到来,都是在筹备名义之下一点点做起来的。本文不涉时局与战事,也不评价当时的交通与经费困难;材料里没有当天现场的记录,心理与对话一概不写。

同类的对照可以往回看:一九〇〇年藏经洞被发现时,窟区也没有专门机构,看管靠寺僧与地方。四十余年后门口挂出这块牌,差别不在窟变了,而在看管它的人开始有了一个名义与一处门牌。这一层变化,比任何一句总结都更贴近当天的现场。

牌子挂上去那天是辛巳,筹备两个字还留在木头上。牌面写着机构名,日期不在牌面上;六十天后辛巳又轮回来,中寺门前的沙已被人扫过几回。

出处与核校:人民网《敦煌学的诞生与发展》记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一行抵敦煌、教育部同日宣布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参陕西省图书馆《敦煌学的产生及发展——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专题。农历二月十九与日干支辛巳由站内历法互校;另有3月27日抵达一说,正文按通行日期并注明异说。

本栏目为文学创作与文化普及,只述历法事实与史实,不作吉凶福祸推断, 亦不对真实历史人物作命理定性。文中公历日期与干支均可依历法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