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旧皮鞋上的绿毛
昆明的雨季,屋里潮。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里,一排玻璃皿摆在桌上,里面是黄色的培养液。
要找的东西是青霉菌。它长在腐烂的水果、旧衣、鞋靴上,看起来都差不多,可只有少数几株能把青霉素吐出来,株与株之间的产量差得很远。
一份文献报告会
一九四一年秋天,防疫处照例开文献报告会。技士魏曦讲了一篇文章,是钱恩和弗洛里发表在《柳叶刀》上的青霉素研究。在场的人听完,决定自己也试一试。
试的第一步是找菌。受云南做霉豆腐的启发,大家认为霉菌到处都是,于是从鞋靴、旧衣、水果、旧钱币上收集,见到就取来涂到培养基上。上百次试验,得到十来株能产生抗生素的青霉菌。
一九四四年春天,汤飞凡和黄有为去印度调查公共卫生和生物制品,带回九种英美的青霉菌种,与国内分离的一并养起来。
没有玉米浆
防疫处搬过家。它原本在北平,抗战起来后一路南迁,最后落在昆明。设备拆了装箱运来,一路颠簸,玻璃器皿损耗不少。到了昆明,屋子是借的,电是限的,人是从各处聚起来的。
青霉素要靠发酵。发酵要有培养基,最合适的是玉米浆,可那时候国内没有。缺的东西不止一样:没有现成的发酵罐,就用能找到的瓶子、罐子;没有恒温设备,就靠屋子里的温度;没有资料,英美的生产技术是保密的,连消息都传不进来。
防疫处的办法是自制。设备自己画图、自己找人做,方法一点点摸。战时的昆明,电力不稳,试剂靠进口,一次失败就是几个月的工夫。
五瓶
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第一批青霉素出来了,一共五瓶。
两瓶送往重庆,两瓶分送英国和美国鉴定,都得到好评。此后陆续做出少量产品,临床试验有效,反应小。
五瓶是个很小的数目。按今天的用量,一天就完了。但这一步走通了,说明菌种、培养、提炼这几道关,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过。
瓶里装的具体单位数,不同的记载说法不一,一说每瓶五千单位,一说每瓶五万单位。此处只记瓶数,不记单位。
小试的成果早一年就有。一九四三年,防疫处已经做出过每瓶两万单位、纯度较高的样品,有刊物来访,记者写下了那间简陋车间的情形。
青霉素的难处在三样:菌种要高产,培养基要便宜,提炼要纯。三样缺一样,产量就上不去。
李约瑟看到的那间屋
那几年在昆明访问的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去看过防疫处,后来写文章记下这个机构在艰苦条件下做研究的情形,青霉素是其中一项。
他看到的屋子,大概就是这样的:木桌,玻璃皿,几只搪瓷盘,墙角堆着待洗的瓶子。屋外下着雨,屋里点着灯,人弯着腰看培养皿里的颜色。
抗战胜利后,美国医药助华会捐了一条小型生产线。防疫处单独建了青霉素制造室,一九四七年元旦落成。发酵、提炼、冷冻真空干燥的设备都装了进去。
四年后的棉籽饼
有了设备,还是缺原料。发酵要玉米浆,国内根本没有。
试过豆类等富含蛋白质的农作物浸剂,都不成。最后找到的替代品是棉籽饼——榨油剩下的渣,农村到处有,价钱便宜。一九四八年一月,用棉籽饼替代进口原料的试验成功。这一年,中国做出了二十万单位一瓶的青霉素一万多瓶。
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上海第三制药厂投产,中国的抗生素工业从这里站起来。
壬申日的瓶子
七月的昆明,潮气重。壬申日那天,五只瓶子里装着刚提炼出来的液体,瓶子外面裹着布,放在木箱里。
箱子往重庆走,往海边走。路远,天热,瓶子要避光,要立着放。抬箱子的人不知道这五瓶东西后来被写进哪一本书,只知道轻,得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