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门楼上的九百件摹本
九百多件摹本,一幅幅挂上午门城楼。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北京。
这天北京历史博物馆在故宫午门举行敦煌文物展览,展的是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的壁画摹本,另有元朝彩画墓碑摹本与塑像。展览到五月十五日结束。挂的是摹本,不是敦煌墙上的原壁;这一点,从展名到展品清单都得说清。
三月初六,上弦前后
公历四月十一日,农历辛卯年三月初六,日干支辛巳。三月初六,上弦前后,月相还没到望;清明已过,谷雨未至,历书上这天不标节气。年干支按农历年算,此时为辛卯;公历与农历的月份错开约一个月,两套日子写在同一行里各归各。
日干支不跟月相、不跟节气走。辛巳前一日庚辰,后一日壬午,六十日一轮,从初一排到月尽,不因城楼上办展而停一格。栏目把日子记成干支,取的是它不随展期、不随纪年改法变动的稳当;它标的是「哪一天」,不是这批摹本因何而来的答案。
挂上去的不是原壁
摹本是照着壁画临摹、复制下来的纸本或布本,能搬运、能张挂,原壁不能。九百多件这个数目,指的是摹本,不是洞窟里的壁面;展览把若干朝代的壁画集中在一座城楼上,靠的正是「复制品可以出门」这一层。
展品里另有元朝彩画墓碑摹本及塑像。这几项与壁画摹本并列,说明展览要呈现的不止壁画一门。展品逐件的名目、尺寸、临摹者,本文所据的几种记载都没有列出,也就不替它开一张清单。
城楼怎么成了展厅
午门城楼当时归北京历史博物馆使用。它的沿革不短:古物陈列所由北京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倡立,开办费是从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拨出的二十万元;一九二八年六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后大幅改组,核减经费、清点文物,一度改归内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管理,编制缩减,所长改称主任,一九四八年并入故宫博物院。
一九三〇年前后,古物陈列所与历史博物馆为午门的使用权有过一段争执:同年二月十二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致信前内政部长樊象离,请内政部公正执事;三月二十六日内政部训令古物陈列所提出两种解决办法,实际承认了历史博物馆对午门的监管权。一九四九年十月,国立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午门城楼仍归它使用。
一座明清两代的宫门,几经改隶,到一九五一年成了挂摹本的展厅。一九五九年七月新馆舍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建成,一九六〇年八月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九六一年七月新馆正式开放,午门作为旧馆舍后来移交故宫博物院,一九六三年又修缮了正楼。这些都是后话。
西廊庑里间的筹备
筹备的地点在故宫西廊庑,天安门与端门之间,三十年代曾是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据一篇回忆文章,这次为办展把外间用作古建展办公室、里间用作敦煌展办公室,常书鸿与夫人李承仙、女儿常沙娜当时住在里间。该文属个人回忆,未核档案原件,正文只取其筹备地点一节,不引更多细节。
故宫博物院《二十世纪故宫博物院古建筑主题展览回顾》里还留了一处互证:筹办古建展的陶宗震曾从隔壁的敦煌展览中绘制一幅宋代石窟的窟廊,作为石窟建筑的唯一展出材料。两个展览共用一处办公地,展品之间也借过形制,这不是推测,是当事人回忆里写明的一笔。
到五月十五日为止
展期从四月十一日到五月十五日,约一个月。同年十月一日起,午门楼上正殿另办「伟大的祖国建筑」展览,城楼悬起「伟大祖国建筑展览」八个大字;筹备时那两间办公室,一处管摹本,一处管模型与图纸。两场展览前后相接着用同一座城楼,本文各记各的,不把它们并成一次活动。
观众人数、门票、当日有无仪式,几种记载都没有写,正文不补。能留下的只有日期、展名、摹本的朝代跨度,和那句「到五月十五日结束」。
辛卯年三月初六、辛巳那一日,城楼上陈列的是别人的临本: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朝代一路排下来,纸本代替了洞窟里的壁面。到五月十五日摹本收箱,原壁仍在敦煌,一笔没有挪动;辛卯年三月初六、辛巳,是这次展期的头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