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的一次会
一九五〇年九月,出版总署开了一次全国出版会议。会上定了一件事:中小学教材,全国统一供应。
定这件事的背景不难想。此前各地课本各编各的,同一门课,省与省不同,甚至县与县不同;纸荒,印力散,开学了书还没到。统一供应,是要把这一摊子收拢起来。
三个月后,专门的机构挂牌。
叶圣陶兼了这个社长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叶圣陶以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身份,兼任社长和总编辑。社名由毛泽东题写。
一个出版社,先要有人。编教材的人从哪里来?一部分是从开明书店、商务、中华这些老出版机构调来的编辑,一部分是从教育部门调来的教研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大学教师。这批人熟悉课本,也熟悉孩子的程度。
从旧课本里挑能改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了出版总署的《一九五一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要求人教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在当年建立全国统一供应的基础。
时间只有几个月。新编来不及,办法是先选后改:从全国已经出版的教材里挑较好的,改编、修订,先顶上。改编的依据是教育部一九五〇年八月颁发的小学各科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学制是十二年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挑选的标准,说到底是三条:内容没有大错,程度大致合适,篇幅能压进一学期的课时。三条都过了,才谈得上改。
纸在各省印
书编出来,还有一个印的问题。全国要用的课本,数量以千万册计,一个印厂印不出来,纸也不够。
人教社的办法叫租型代理:把纸型租给各省的出版社,由他们在本地印、本地发。纸型是铅字压出来的版,寄一副过去,对方上机就能印。这样纸就地取材,运输距离短,书能赶上开学。
纸是另一个坎。课本用纸量大,纸厂刚恢复生产,纸浆供应紧张,出版部门与造纸厂按季排产,先保课本。
「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两句后来成了这条线上的硬指标。要做到,编、印、发三头都得按日子倒排:几月定稿,几月发稿,几月印完,几月发货。印数也不是估出来的。各省报订数,按学生人数加若干备货,汇总上来再排产。报多了压库存,报少了要加印,加印一次就是一个月。
哪一个环节慢三天,偏远地方的学校就开不了课。
一九五一年秋天
一九五一年秋季,第一套经改编修订的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在全国使用。语文、国语、常识、自然,各科都有。
这套书是过渡性的。真正由自己编写的一套,一九五六年完成,同年秋季开始使用。此后一套接一套,到二十一世纪,已经是第十二套。
第二套是真正自己编的。一九五四年开始编,一九五六年完成,同年秋季使用。编一套书要好几年:定纲要,写初稿,试教,修改,再试教。试教的学校分布在不同省份,城里的、乡下的都有,为的是看这套书在什么样的教室里都能用。
一九七七年,教育部在北京香山饭店开了一次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两百多位专家参加,定下此后第一套全国通用教科书。一九八三年,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与人教社合署办公。
庚午日的校样
十二月的北京,天黑得早。编辑室的灯亮到很晚,桌上摊着校样,红笔搁在一边。
一本课本从发稿到付印,要校好几遍:初校、二校、三校,还要通读。插图的位置、注音的对错、页码的连贯,都要人一行行看过去。
庚午日这天,校样上改动的字,第二天就上了机器。孩子拿到书的时候,不会知道某一页上有一个字被改过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