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西苑的谷水与洛水,在那年三月被引入一条新渠。渠要向东,接到黄河,再往淮河去。
西苑的水往东
《隋书·炀帝纪》卷三记这件事只用了一句:「三月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句子里两个地名管着两头,西苑是起点,板渚是渠与黄河分手处。西苑在洛阳城西,谷水、洛水从那里引出,穿过东都,至偃师再入洛水,顺洛水入黄河。
板渚以下走的是旧汴水一路,经开封折而东南,过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再经夏邑、永城、宿州、灵璧、泗县、泗洪,在盱眙对岸入淮。这条线不是凭空划的:战国鸿沟、汉代狼汤渠、后来的汴水,都在这片平原上留过故道。所谓「开」,多半是把旧河道拓宽、接通、取直。
三月里连着下了几道令
辛亥不是那个月里孤零零的一天。《隋书》同卷在此前记「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又记「三月戊申」下诏听民诣朝堂封奏,说的是州县官苛刻、民情无由上达。再往下是「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
丁未、戊申、辛亥、庚申,四个干支挨着排,中间隔三日、三日、九日。营建东都、开言路、开渠、造船,四件事挤在同一个月。史书按日系事,读起来像一份工序单:先定都城,再定水路,船随后才造。
百余万、五十余万、七百万
人数有三种写法。《隋书·炀帝纪》作「男女百余万」,《大业杂记》作「发河南道诸州郡兵夫五十余万」,《北史》则写成「男女七百万」。《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另记「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那是山阳至扬子入江的一段,与通济渠不是同一处工地。
三个数字差得远,不能拿来相加。官修本纪、私撰杂记、后出史书各有取材,「百余万」是约数,「五十余万」明说是兵夫,「七百万」后世多视作传写之误。能确知的只有一件事:这是一次跨郡调发,役夫从河南诸郡来,不是洛阳一地能出齐的。宁可把三个数并排摆着,也不替它们挑一个。
四十步宽,两岸栽柳
《资治通鉴》给了尺寸:「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又说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四十步是宽度,御道是沿渠的路,柳树栽在路旁,离宫是歇脚的处所。渠、路、树、宫是一套一起做的工程。
柳树在这里不是景。渠堤新筑,土松,栽树为护坡;御道要能走车马,也得先夯实堤顶。离宫史料只记数目,没记每处名字,不必替它补。同年又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通济渠接洛阳到淮,邗沟接淮到江,两段合起来,从东都到江都才走得通。
由河入淮,还是由泗入淮
渠的末段怎么入淮,旧籍说法不一。《隋书·炀帝纪》《隋书·食货志》与《通典》卷一引《坤元录》都说「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则记由汴入泗、由泗达淮。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的考述并录两说,提到今人考订以由河直接入淮为是。
这类分歧不必在文章里判胜负。河道在平原上多次改易,唐人宋人看见的水路,与隋初开工时的设计未必是同一条。把两说各自挂回所出的书,比合并成一句「经泗入淮」更靠得住。
渠名后来改过
唐时改名广济渠。唐宋人把洛阳至黄河的西段叫漕渠或洛水,把板渚以下的东段叫汴河、汴渠。同一个工程,不同朝代、不同段落各有名字,读史时容易误认成几条渠。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考述还指出,大业元年原本打算借洛河行船,因洛水浅滩多石、大舟难行,次年四月才另敕土工监丞任洪则开东都漕渠避开支流险段——三月辛亥开工的那条线,与几年后实际走船的线并不完全重合。
日干支不靠农历表也能推。儒略日算法把公历六〇五年四月十七日排到辛亥,前一日庚戌,后一日壬子,六十日一轮回。年干支取农历年,乙丑,年号是大业元年。站内农历表只覆盖二十世纪以后,三月这个月次依《隋书》本纪原文称,没有用工具补出初几,正文也就不写「三月初几」。
《隋书》本纪那一行,至今还以「三月辛亥」起头,后面紧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渠旁的柳、板渚的口、四十步的堤,都从这一行字底下开始。